寻找真实
当她和阿伦的时尚摄影搞得蒸蒸日上时，她却开始讨厌起这其中的欺诈与虚伪，她所追求的是撩开美丽的时装影像的面纱，深入到它背后去探求那些隐藏在影象背后的故事或谎言。这种厌恶最终导致了她放弃了时尚摄影。
1955年，当由爱德华·施泰肯组织策划、由许多本世纪先进的摄影家参加的“人类大家庭”摄影展在艺术界引起巨大轰动时，黛安对此却颇不以为然， 她赞成罗伯特·弗兰克等前卫摄影家的观点，认为“人类大家庭”是个“乳头和娃娃的展览”，对美国整个摄影的走向没有什么建设性意义。她同样看不上分离派大 师施蒂格利兹所倡导的注重精良放大、经典构图、讲求摄影本体素质的摄影主张，她认为，只有当一张照片的构图像是抓拍下来的时候，它才够“真实”。但是，从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她就放弃了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她认为，在自我情感的流露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典型瞬间。
黛安摄影的场所是别的摄影师不曾去过的地方，比如乡村马戏团、性群交集会、奴役屋等等，她所拍摄的人物也都是在先前的摄影史中难得一见的形象：变性 人、侏儒、裸体主义者、智力障碍者⋯⋯和“贵族”生活在一起“大多数的人都在惧怕将来会在有什么创伤的经验中生活过来，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 过了生命的考验，他们是贵族。”阿勃斯把畸形人尊为“贵族”。
阿勃斯在拍摄这些“贵族”时获得快乐，面对她的镜头，“贵族”们有的不知道掩饰自己，有时根本不在乎掩饰自己，无所谓自己的表情，所以镜头下没有虚 伪，这种真实让阿勃斯感动并疯狂地着迷。比如她拍摄墨西哥侏儒莫拉雷斯，多少年来她反反复复地拍摄他，逐渐了解了他的习惯、他的思想。最后，她拍下了他光 着脊梁戴着帽子坐在床上的形象。那一刻，他们之间的融洽关系几乎是性欲的。为了拍摄裸体主义者，她自己也脱得精光——“她是把相机放在赤裸的双乳间拍摄那 些裸体主义者的”（欧文·佩恩语）；为了拍摄流浪汉“月亮狗”，她不惜与他一起过夜；为了体验性的二元性和性角色的置换，她要与尽可能多的人发生性关系， “因为她正在寻找一种真实的感觉——肉体上、情感上和心理上——而要撕破某个人的面具，最快、最简单的途径就是性交。”她多次参加变性人的舞会，自己成为 他们中的一个，并与“她”“他”们约会进餐，她在马戏团拍照，蹲了好几个晚上不肯离开；她去妓院，为了让拍摄对象自然，她自己也穿得像妓女一样；她也去变 性人旅馆、奴役屋；她还到陈尸所拍照，并收集关于死亡人的资料。出身高贵的阿勃斯开始日夜出没于下流社会，只要是与社会看起来不协调的人物，她都热情追踪 并拍摄。在这个特殊的圈子里，阿勃斯看到更高的道德规范。
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
阿勃斯心思敏感，性格内向不擅长于与人打交道。她一直头发短短的，个子纤瘦，爱穿黑皮裤和短上衣，说话细声 细气。她爱她的丈夫和两个女儿，但她有忧 郁症，特别是在与丈夫离异后，经常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而她的神经也更显得敏锐。她拍摄正常人是因为有了不寻常的发现。她认为人常常要装出一个正常的样子 让别人了解，而别人注意的恰恰是你不愿示人的非正常的一面，她把这叫做意图与效果之间的裂缝。
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界限是什么？阿勃斯一 边摄影一边在寻找答案。“我想描写的是你，无法脱出自己的皮肤，而进入其他人的身躯；别人的悲剧是永远不可 能成为你的。”阿勃斯一个人在黑暗的世界行走了四十八个年头，越来越受不可思议的事所影响，但无论如何，她只能记录，只能接近，但她无法钻进别人的皮肤， 别人的痛苦只能通过想象、幻想，无论她多么地绞尽脑汁，成为别人，别人的痛苦和经历，无法真正进入她所尊崇的“贵族世界”。1966年，因为性滥交，她不 幸得了病毒性肝炎，加上她反复发作而且日益严重的抑郁症将她折磨得形削骨立。但即使如此，她依然无怨无悔。毕竟，她在这场冒险中“跨越了生与死、完美与残 缺、高尚与卑琐”的界限，体验了人生的真诚、坦率、荒诞与无奈，而在摄影上有什么成就，对她而言倒显得相当次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