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之友——阮义忠访谈
摄影之友：请简单评价一下此次三影堂摄影奖大奖得主张晋的作品《丝路一季》。
阮义忠：这个时候还能有人用这么传统的工艺去拍照很不容易，然后他的心又能静下来，这很重要。他的照片有一种塞外的苍凉感，从一种看似很空的东西中发现古代人生活的痕迹，表现的又很统一，让人可以跟他一同感受看似空无一物的石头中好像可以跟那么悠久的历史对话。这次参赛作品的水准蛮高的，我虽然没有当过别届的评委，但这一届的水品真的很高。
摄影之友：从此次三影堂摄影奖也能看出，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摄影师采用传统工艺，您怎么看？
阮义忠：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幸福的状态呀，我每次看到湿版摄影作品都很羡慕。但是难道什么都要用湿版拍吗，那也不一定，技法跟内容的结合是最重要的。现在数位摄影都拍的太快了，用传统技法拍摄可以让摄影师的心境沉淀下来，沉淀的时候拍摄就会比较用心，表现的也会比较稳重一点。摄影是一种需要沉静下来的工作，大家随性惯了，就难免有些草率。现在的大部分摄影师都是拍摄大量的照片，之后再来挑选，可是大量的创作之后就比较难掌握到好的画面，从很多不好的画面中挑选好的画面不太容易。所以不如让传统工艺复兴一下，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这样一来，即便以后又重新进行数位摄影的创作都会更好一些。但是一味的迎合流行投奔传统摄影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关键还是要看作品本身的深度，自己的真诚很重要，用最真的方式，踏实的态度来表达，才是一个健康的方法。
摄影之友：摄影师是否要拍摄跟自己生活经历相关的题材才易成功？
阮义忠：无论多么宏大的主题，都要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找到跟自己生活的关联处。如果硬要拍摄一个宏大的主题，反而吃力不讨好。比如一个外国人来拍黄河也可能拍得很好，这并不一定需要他对黄河有多么深刻的理解，关键在于他对于这种文化的理解是否和他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关联与回应，有回应就会有感动，然后再去寻找，拍摄出来的作品就会有血有肉，而不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摄影之友：您拍摄的肖像摄影作品很精彩，但并不多。比起肖像摄影，您还是更喜欢拍摄纪实题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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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义忠：因为我在杂志社担任过摄影师，有时候会拍摄一些任务性的照片。林怀民是刚好我认识他，又有一篇文章需要，所有我就拍他，我不会因为这个人很重要，那个人不重要我才拍他，我做什么事都很随缘。小说家黄春明是他刚好来我家吃饭，刚好就可以拍他。我之前拍的最多的是台湾的乡村，拍了很多人物，这些人有的是很有名，有的没人知道，所以我就把这些照片集合起来出了一本书叫做《有名人物无名氏》，意思就是可能人有时候生错了地方，就不一定那么有名了，在这个时代他就是无名氏；可是有些无名氏呢，如果换一个时代，换一个时空，可能命运又不同了。
摄影之友：您曾成功创办优秀的摄影杂志《摄影家》，对于媒体也比较了解。跟我们谈谈您创办《摄影家》的故事以及对现在的摄影媒体的期许吧。
阮义忠：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摄影杂志应该要做自己坚信的事情，要把媒体作为一个传达美善的渠道。我并不是说摄影器材不好，只是过多的摄影器材会把摄影变窄，对于摄影创作本身没有什么帮助。但现实情况是器材类的杂志比较容易生存。
但是我办《摄影家》从来没有考虑过生存的问题，我就是要办一本优秀的杂志。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摄影器材的。这样也办了62期，走过十多年。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商业利益。那我们的杂志怎样生存下去？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有很多世界上很著名的摄影家为我们免费供稿，让我们省去很多的版税，这就为我们减去一大半的负担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金钱和精力用在用优秀的纸张、优秀的印刷厂，把开销减到最小。
整个《摄影家》杂志社员工我们夫妻俩及几个雇佣的助理，连寄杂志都要我自己一张一张的贴邮票。我又是老板，又是总编辑，你如果进入我们的办公室，说不定也会当我是一个工人，我们的宗旨就是把一切的精力放在杂志的内容上。如果太讲究商业利益，杂志精神非常难保持，越难保持的东西就越没有特色，越没有特色的东西就越不容易有存在感。我们当初就是想做一本好杂志，做3期就3期，30期就30期，我才不考虑怎么做才会存在，我做事一向是这样，要做就做到优秀。我办杂志是房子抵押了都要办的，能办几期办几期，我做任何事都是这样。
摄影之友：您在大学中教授的课程是选修课还是必修课？
阮义忠：选修课，我希望他们可以从在那一年两个学期里跟我相处的时间中，吸收到我自己对于人生的体会，将我的影像观念传递给他们，他们有所触动，然后观念有所改变，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摄影之友：您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阮义忠：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透过影像来传达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跟人交流和沟通的方式就是通过我的作品，我的书，我的讲课，我的专栏，现在再加一个我的微博。我现在平时都不带相机了，现在主要就是拍摄慈济功德会的义工，我更希望记录那些帮助别人的人，其实他们并不在意，可是我总要替这个时代记录一些好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