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兴欣 图|王军 部分由罗红本人提供
“偏执”得恰当的人很可爱，因为在某些必须抉择的时刻，他们会尊重内心，忽略世俗的东西，因而显得真实。
罗红即是如此。峰回路转之后，他还记得转身回来，捡起搁置了许久的梦想，用十年的时间把它变成了现实。
让罗红声名鹊起的并不是开遍大江南北的“好利来”，倒是2004年，地铁里展出的巨幅摄影作品，让罗红从幕后一下子走到台前。虽然作品以公益性质展出，虽然作品的内容是清新唯美的自然题材，虽然贯穿在作品和整个展出过程中的，都是“环保”概念，可是非议之声迭起，认为这无疑只是一位商人的炒作。
可是，罗红接下来所作的事情，却把“炒作”一事延续得有点过于彻底：2006年辞去好利来总经理职务、前后15次深入非洲大陆拍摄、频频举办个人摄影展（甚至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举办摄影展）、设立“罗红环保基金”我们忍不住疑问，或许罗红是真的热爱摄影？
和罗红见面，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在一棵很大的滴水观音上，旁边是简单的中式写字台和凳子，乳白色的地毯和简单的沙发让这个总裁的办公室只是显得干净、宽敞而以，毫无奢华可言，这使得从非洲带回的雕塑、墙上非洲的照片更加引人注意。
穿着藕荷色T恤、休闲裤、休闲皮鞋的好利来总裁，略带拘谨地把我让在沙发上，并无商人惯有的熟络。他让助手用精致的咖啡杯给我端了一杯咖啡，自己端了一杯绿茶坐在旁边，然后递了一份4页的打印资料给我：上面是我前两天提供的采访提纲，他都认真地做了回答。然后用略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说，“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怕咱们聊起来就聊飞了，结果你原本想问的东西都没有问到，就先把这些回答了，咱们就可以随便聊了”。
罗红有慢性咽炎，采访过程中能明显听出声音渐渐沙哑，能看出为了不打断采访，他尽量减少喝水、倒水的频率，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说：“我吃一个金嗓子”，是他第一次离开座位。
“如果我是为了名号、称谓去冒生命危险拍照片，那就没有意义了”，听到这句话，才让我觉得，眼前这个采访时仍会拘谨的商人，是真正地被摄影吸引着。
“摄影和蛋糕，都是美好的东西，房地产与我无关，我知道什么叫做舍得。”
上初中时第一次见到同学拿来的海鸥相机，罗红就爱上了摄影。1984年罗红17岁，高中毕业后不顾家人的反对，到成都一家摄影公司学习摄影，这两年为他打下了基础。之后罗红自己开了一家彩扩店，22岁挣到第一笔钱，他用1700元买了他的第一台相机，一部理光相机，小摄影店的老板，以为从此会一辈子与摄影相伴。
但是母亲的生日让罗红突然转变，放弃了摄影的梦想，决定开蛋糕店。“照片谁都能洗，蛋糕却没有人做。而且，其实当时我做的并不是真正的摄影，就是给别人拍证件照”。1992年，罗红变卖了成都的房产，带着妻子和几个搭档，一起到蛋糕业发展相对缓慢的兰州开了第一家“好利来”。
“好利来”的扶摇直上，罗红也随之成为名副其实的“蛋糕大王”，理论上来讲，此时的罗红继续扩展自己的领域也好，安享“好利来”的收获也好，才应该一个商人理智的选择。可是罗红此时的抉择却近乎疯狂，他开始“不务正业”地重新操起摄影。
1995年，罗红在沈阳的办公室里，无意间翻起柯达的台历，仅仅12张照片，他却整整看了一个下午。他突然发现，在这些年里，摄影其实从没离开过他。于是第二天，他就去买了一台莱卡R7，继续自己的摄影梦想。
重新开始摄影，恍如隔世。罗红开始不顾一切地扎进摄影里。他一下子给自己“放了半个月的假”，公司里所有的事情都置之不理，好利来的总裁竟是如此不负责任。
为了摄影，为了让公司继续发展，罗红把公司托付给了别人，“我爱好太多，想法也太多，又太过感性。感性的人，负责做梦就行了。公司应该交给理性的、有能力的人打理”。
“对摄影的感情，我和大家都一样；摄影过程中，可能更危险，还好我命大。”
之后的十年，罗红自己开车将近十万公里，把中国西部拍了个遍。“到了那边，我才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多美，我在地上打滚啊，好多人都看着我笑，我的同伴们也特别不理解，但是，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释放大自然给我带来的震撼”。每当出一张好作品，罗红和所有影友一样，都会兴奋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