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拍摄影到新上海城市规划,金石声亲手印制的那些照片,执拗地放射出光辉,吸引你的视线。金石声,这是一个不可能被摄影史淡忘的摄影家。

金石声大事记

金石声(1910—2000)原名金经昌,笔名惊沧、日日、菁等,江西婺源人。

1910年12月26日生于湖北武昌。

擅长建筑、风光、静物、花卉摄影。

20世纪30年代上海摄影团体——鹰社的组织者,摄影杂志《飞鹰》的创办人。

对推动我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激发摄影界的爱国主义热情,起了较大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胡君磊,吴寅伯,杨子颐等恢复上海摄影会的活动,并担任第一届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国摄影学会理事,中国摄影学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金石声从15岁开始,就用父亲从旧货店买来的柯达3大镜箱学着拍照。

1937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整整9年被困于德国,直至抗战胜利方回国,从事城市建设事业,是我国知名的城市规划专家、教授。

近50年来,他始终坚持业余摄影活动。

无论是静物、风光、人物、花卉摄影,还是冲洗放大,无所不精。

作品的用光、构图,质朴自然,很少人工雕琢味。

他善于猎取日常生活中不被人们注意的平凡景物,化平凡为神奇,作品《回春》(1940年)、《盘中菜》(1943年)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金石声的摄影活动,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在1936年学生时代创办的《飞鹰》摄影杂志。

这本杂志注意介绍一些摄影技术,提倡节约一些摄影用品,希望中国人自己做摄影机。

1936年《飞鹰》创刊时,金石声向出资的冠龙照相材料行老板提出五个条件,最后一个条件是我国人民正处在抗日救亡之时期,人民大众都在为争取民族的解放进行斗争,对日本人的任何广告,我们绝对不登。

《飞鹰》出版后,金石声又满腔热情写了许多洋溢着爱国主义思想的编者言。

1936年元旦,他谨祝卫国守土的将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1937年1月刊中,又希望大家别忘那些在前线冲锋陷敌,为国家争光荣,为民族争人格的抗日英雄们。

1937年5月,日本侵略者打着为艺术的旗号,举办什么上海万国摄影艺术展览会,他号召摄影界同仁,不去参加这种展览会,以免惹上一股鸟气。表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

2000年1月28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

金石声语

研究摄影的人,第一步要多“看”!各国的摄影年鉴,各种摄影杂志,各人的影集,越能多看越好。有人或者因为文字的隔膜减低他的兴趣,不过吾以为这一点的关系尚微;艺术本无国界,摄影和绘画,雕刻及其他艺术作品一样,多看自然意会,固不必待文字来说明。各国的作风,各人的章法,各有其特异的地方。集思广益,融会贯通,获益岂鲜哉!
摄影术本是洋国来的顽意。器械且不必讲,连摄影的读物,中文也委实数不出几种。吾说多读书,假使不读洋书,简直没有几本书可“读”。几年来中国的摄影术,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进步。只是和欧美比起来,总“自愧不如”。最大的原因是真正向里边研究的人太少。有心研究的人,又每因本国文字的读物太少,欧美的读物,又因文字的隔膜不能享受,终于无可奈何。于是摄影一道,乃为一种特殊阶级的所专有。
摄影和绘画有其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技法各有特点,发挥作用不尽相同。摄影终究是摄影,绘画终究是绘画。摄影有他自己的风采和魅力,有它自己的诗情和画意,可以自己去探索和追求。摄影不是绘画,不需要去摹仿绘画!有人认为摄影要像“画”,离开了“画”,摄影便无从看的出它的“艺术性”来,先生差矣!世界上有艺术性的东西,难道“画”是唯一的?何况既有好画,也有坏画,可见“画”并不是“艺术性”的同义词。

摄影除了不能拍摄过去,也不能拍摄未来,不能作回忆的描绘或想象的表现外,摄影对瞬间事物的表现能力已远远超过绘画。摄影不再须去摹仿绘画,也不应该去摹仿绘画了。摄影长于瞬间的直视记录,它能记录下生活中瞬间的情趣,它能从宏观中摄取瞬间的微观,它能在自然界中摄取瞬间的美中之美,它能在杂乱无章的情境中摄取瞬间的巧妙组合,它能抓住瞬间一切稍纵即逝的事物。••••••摄影的可贵,在于它比洞穴中的壁画,石壁上的石刻,地层中的化石,能更好的为后来者说明问题,能更好地为造物和历史作见证,能更好地为人类留下心灵和智慧的闪烁火花。

双面人金石声与《飞鹰》杂志

金石声,在同济大学授课时以金经昌为名挂牌,在摄影界则以金石声之名行世。

“金石声因另有城市规划的术业专攻与彪炳事业,使其常被中国现代摄影史忽略。”

金石声1910年出生于富裕家庭,其父亲从事盐业贸易,他因此跟随父亲辗转多地,最终落户上海。据金石声自述,他“从十四五岁开始摄影活动”。手中照相机是他父亲给他的一个柯达3A相 机。1931年,“ 摩登男孩” 金石声考入同济大学土木系。在大学期间,他始终钟情摄影,于1931年加入“三友影会”并在1936年与他人一起创办并 主编摄影杂志《飞鹰》。1938年秋天,他获得德国洪堡奖学金的资助赴德国攻读道路及城市工程学与城市规划学专业。他于1940年毕业后,滞留德国六年, 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并参加了战后德国的重建工作。1946年底,他回国在上海市工务局工作,一年后担任同济大学教授,在国内首开“都市规划”课程,成为中国城市规划学的奠基人。文革前,在长期担任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教学领导工作的同时,他也从不放弃摄影创作。1956年中国摄影学会成立时,他当选常务理事。1958年,他与摄影家刘旭沧一起举办“刘旭沧、金石声摄影艺术展览会”,展览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展出,广获好评。

金石声的摄影成就,必须讨论他参创办并且发挥重要作用的那本《飞鹰》杂志。可以认为,在中国摄影争取现代性的过程中,金石声通过这本杂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时,照相材料行流行办摄影杂志,以此吸引顾客的关注。当时首屈一指的冠龙照相材料行,也有意办一杂志。老板周东绥邀请经常出入冠龙的金石声来办一 本摄影杂志,以吸引摄影爱好者。为了能够继续自己的摄影爱好,他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与另外两位摄影爱好者蒋炳南和冯四知一起编起了《飞鹰》。蒋炳南刚从 大夏大学毕业就职无着,因此他做了全日制坐班编辑,而周东绥则向他们提供资金与办公场所。不承想,这三位摄影青年一出手竟然办出了格调高档而且脱离了照相材料商广告册味道的摄影杂志《飞鹰》。

与一同创办《飞鹰》杂志的好友蒋炳南和摄影同道刘旭沧相比,金石声还算运气好。与他一起编辑《飞鹰》的蒋炳南,1949年后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工作,在文革中就是被活活打死。而出身浙江南浔富家的刘旭沧,据说是呑咽了剧毒的底片减薄药水而自杀身死。另外一个《飞鹰》编辑冯四知,则在文革中被迫承认所编辑的《飞鹰》杂志是黄色杂志,盖因那上面刊出过疑似人体摄影作品。查看当时杂志,开业医师卢施福所拍摄的《幻境》,是以一舶来的陶瓷人体构成画面,而另外一张由北平摄影家张印泉拍摄的照片,则是健美男士的上半身。在当时,就是这样的照片就足以致人死地。

文革结束后,金石声担任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所所长,并且有机会两赴行德国进行学术交流。1988年,他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摄影个展。2000年,他在上海病逝。

也许可以说,金石声(金经昌)终其一生是个“亚努斯”(双面人)。在城市规划学界,他是赫赫有名的金经昌教授,在摄影界,则是以金石声名世的业余摄影家。

江南与上海

出生于武昌的金石声,在水乡扬州度过了童年时代。草长莺飞的江南景象也许成为了他童年记忆的“原乡”风景。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许多画面来自江南各地,充满诗情画意,同时也往往带入质朴的农家生活。而在他日后自己认可的摄影作品中,拍摄自江南的作品占了相当的比例。

他早年足迹所至,多为扬州、杭州与上海附近。在这些山明水秀的地方,他拍摄了逆光帆影中的《长江日落》(1930)、《老屋》(1932)中独坐冥思的孤寂男孩、埋首劳作的《洗衣》(1932)老妪、被红外线胶卷所异化的《赤外线下的长江》(1934)、保俶塔背景里的《西湖晚色》(1934)、《杭州山居》(1935)旁边话家常的农妇、清晨灵隐寺中的《古寺春回》(1935)景象等景象。在他晚年,还拍摄了用慢门表现紧追春色心情的得意之作《去到江南赶上春》(1978)。这些早期江南照片,都以一种凝重坚实的构图紧紧锁定江南的风情与风光,而且在风格上比单纯的画意摄影更为明快。他的这些照片既有风情,亦有风光,风光是有风情的风光,风情则为风光所包容与映衬。这些画面的光线与构图都经过拍摄者的精心考虑,反复沉吟,画面已是不可更易,洵为久经锤炼之作。当然,诗情与画意也洋溢其间。在金石声的摄影起步阶段,这些江南作品修炼了他的摄影眼光与身手,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画意摄影家的基础与地位。

江南作为“自然”(当然已经是自然与历史文化相结合之“自然”),与之相对的则是“文化”,尤其是都市“文化”,其集中体现应是上海这个国际大都 市。对于长期生活于上海的金石声来说,上海是一个实际存在于他的日常生活中的城市空间。尽管金石声拍摄了大量的上海景象,但他似乎并没有专门以上海为主要创作题材。或许可以说,如果说江南之于他是一个题材的话,而上海之于他,则无所谓题材与否。上海于他,就是一个可以随时触发自己的视觉感受与拍摄冲动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他可以随时举起照相机加以表现并且与之对话的地方。因此,他对于上海的影像观察是持续的,多视角的,而且有时是从市民视角,有时则是 以城市规划专家的视角来加以记录。

1920年代晚期,金石声以典型的画意摄影风格拍摄了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被水汽云雾所包裹的船与码头,在画面中若隐若现。这幅照片,风格上近似油画,也令人联想起英国画意摄影家阿尔文· 兰顿· 柯伯恩的伦敦照片。当时西方的画意摄影,就有这种将城市浪漫化为乡村诗意的本事,而金石声从一开始就能够深得其中奥妙。

然而不久,已在西方站稳脚跟的现代主义摄影思潮就向金石声袭来。他在1934年拍摄了两张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照片。两张照片,一幅竖构图,一幅横构图,但他均以外白渡桥错综的钢架铁梁为前景。在竖构图中,前景的铁桥与后面的大厦之间的空间关系,有一种很是疏离的远近透视感在。而在横构图中,可能是运用了长焦距镜头的关系,两者紧紧贴合在一起,画面形成密匝压迫的网络状。这两张照片中,他均以仰角处理被摄对象,也放胆置被摄体于危倾的构图而不顾。以这种方式,他开始了现代主义摄影观的“练笔”。这种唯物的视角,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当时就有敖恩洪的《上海大厦》(1933)。这或许可以说明,在西方已经喧嚣一时的现代主义摄影思潮,终于在某些中国摄影家当中获得了回应。

而从一个城市规划师的角度,金石声于1946年回国后拍摄的1940年代的上海街头景象,则反映了他眼中的上海市容。比如,拍摄于1949年前后的外滩照片中,当时外滩的亲水性非同今日,而外滩马路上人车交杂的状况也在他的照片中清晰可见。

民国时代的大学文化在他的照片中也有反映。金石声拍摄有他所求学的同济大学运动会的照片。特别是那张运动会时万头攒动的画面,从画面中各式市民的面孔看,我们可知当时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相当融洽,大学的运动会是向社会开放的。显然,当时的大学是担负着某种社区公民的职责的。

自拍:探索多重自我

与他的同时代中国摄影家相比较,金石声留下了较多的自拍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说是罕见地经常进行自拍创作的摄影家。自画像传统并不发达的中国传统绘画,对于个体的关注与彰显并不重视。如何呈现自我,不太为传统艺术家所关心。而像金石声这样反复地、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手法来面对自我、记录自己的生活与容貌,确实有着某种重要意义。

金石声拍摄了涵盖自己生活各个方面的自拍像。从摄影与日常的关系这个角度看,自拍摄影也许最能够体现这种关系。自己与自己的日常,对于摄影家来说, 只要愿意,永远可以以最直接与最密切的方式来观看与记录。而他的拍摄,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自拍摄影的定义与内涵,也丰富了摄影的题材与内容。也许可以认为,他的这些自拍摄影作品是经过现代主义熏陶后个体觉醒的丰富例证。

金石声的自拍摄影手法多样,体现了通过表征自我而表现出来的对于自我表征的可能性的欲望与渴望。他既有以摄影蒙太奇手法制作的自拍像,也有以饱满的构图让自己的面部形象与手中照相机撑满画面的风格现代的自拍像。在同济大学求学期间,他在逼仄的学生宿舍里拍摄了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自拍像。在这张照片里,他通过布光让自己巨大的投影在画面中占据要紧部位,而放在脚边的小台灯也起到了补光的作用,而且被他拍摄进画面。这种交代拍摄“破绽”的大胆手法可称 罕见。

而人对于自身的多重性以及好奇,也许可以通过多重自我的塑造来有所满足。金石声曾经拍摄过一张自己躲藏在自己身后的自拍照片,置身于前景的他,放肆哈哈大笑,而在哈哈大笑的他的身后,一个沉静的他正举起莱卡照相机在聚焦前者。

更有意思的是,他也结合自己的工作来拍摄处于工作状态中的自我形象。这种具自传性的自拍摄影,也表明他很重视个人文献的记录与保存。一张拍摄于1940年代末的“与程世抚、钟耀华绘制大上海都市规划三稿”的照片,生动呈现了这三个正当壮年的中国城市规划师埋首于那张大上海规划图筹谋城市未来的情景。据说1949年后上海城市的规划,在相当程度上是按照这张规划图来实施的。1949年后,这几个对于新社会充满想象与热情的人,把这张图献给了市长陈毅。陈毅还曾为此专门写了信致谢,并盛邀金石声加入中共。但耿直的金石声却说“君子不党”,此后始终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来贡献专业知识。一句“君子不党”,可见其为人之不善鉴貌辨色。何谓知识分子的风骨,也许这便是了。当然,这需要坚实的专业底气为保证。在某种程度上,建国之初,在政治压力与物质诱惑之下,有时反而是一些专业科技知识分子显得“弹硬”一些,因为新兴国家还未及培养出十分听命的无思想与无操守的专家,因此手中有专业硬货者尚可以“专业立身”。这既可以说是尊重,也可以说是对于“嚣张者”的暂时的无奈与忍让。这些自拍摄影,既表明金石声有探索自我的热情与好奇心,同时也证明对于一个生活范围不算阔大的知识分子来说,为探索摄影的语言表现力与题材,努力拓展题材至自身,让自己成为自己的被摄体的无奈与对于自身局限的超越努力。

当时,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摄影部副主任克里斯丁· 彼得逊捧来一个绿色超市尼龙购物袋,从中拿出一本照相簿。原来,这是一本金石声自己粘贴的摄影作品相册。我们一页一页地翻开来,精心粘贴的帧帧照片,在秋阳中静静地放射光芒。当时诧异,这本相册的“外装”为何如此寒酸?彼得逊先生郑重告知:金石声之子金华当初拿来寄存此地供他研究时,即是这个状态(condition),他无权破坏金华带来此相册时的“原态”。一瞬间,我真正感觉到,金华所托是人。在宽大的桌子上,金石声亲手印制的那些照片,执拗地放射出光辉,吸引你的视线。

自拍照, 与李国豪 1938年威尼斯
自拍照, 与李国豪 1938年威尼斯
自拍照,同济大学工学 院实验室 1934年 上 海 吴淞。
自拍照,同济大学工学 院实验室 1934年 上 海 吴淞。
自拍照, 与程世抚、钟耀华绘 制大上海都市规划三 稿 40年代末
自拍照, 与程世抚、钟耀华绘 制大上海都市规划三 稿 40年代末

链接阅读:大师语录

摄影不需模仿绘画

摄影和绘画有其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技法各有特点,发挥作用不尽相同。摄影终究是摄影,绘画终究是绘画。摄影有它自己的风采和魅力,有它自己的诗情和画意,可以自己去探索和追求。摄影不是绘画,不需要去模仿绘画!有人认为摄影要像“画”,离开了“画”,摄影便无从看的出它的“艺术性”来,先生差矣!世界上有艺术性的东西,难道“画”是唯一的?何况既有好画,也有坏画,可见“画”并不是“艺术性”的同义词。

在杂乱无章中摄取瞬间

摄影除了不能拍摄过去,也不能拍摄未来, 不能作回忆的描绘或想象的表现外,摄影对瞬间事物的表现能力已远远超过绘画。摄影不再须去模仿绘画,也不应该去模仿绘画了。摄影长于瞬间的直视记录,它能记录下生活中瞬间的情趣,它能从宏观中摄取瞬间的微观,它能在自然界中摄取瞬间的美中之美,它能在杂乱无章的情境中摄取瞬间的巧妙组合,它能抓住瞬间一切稍纵即逝的事物。摄影术本是洋国来的玩意。器械且不必讲,就连摄影的读物,中文也委实数不出几种。

顾铮解读金石声: 一个不可能被摄影史淡忘的摄影家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化实践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除了文学、电影、美术之外,摄影的表现究竟如何?这可能是一个较新的却又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说到中国现代摄影, 上海无法不成为一个讨论中国现代摄影史的中心地点。看看那些彪炳史册的中国摄影大家, 来自上海或在上海经受现代主义与现代文明的洗礼并且从上海出发走向其它地方者所在多有。

奠定中国民族志摄影基础的庄学本,来自上海浦东。他是从上海走向了中国川藏地区。后来成为红色摄影奠基人的沙飞,其左翼色彩浓厚的摄影也起步于上海。而从上海走向延安,并且在延安开始施展身手,后来成为共和国摄影大佬的吴印咸,在上海拍摄《风云儿女》等电影的同时,也拍摄了许多平面摄影的力作。除了这些已经被广为传播受到肯定的重要摄影家以外,其实,中国现代摄影史的地图上,还有一位影响与地位毫不逊色于以上各位、但却因为其另有城市规划的术业专攻与彪炳事业,使其在摄影史上的历史评价受到相对轻视的摄影家:金石声。

本期解读专家:顾铮

顾铮:1959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研究员。著名的摄影批评家、理论学者、策展人、摄影家。策划的主要展览有:第一届亚洲摄影双年展《生活在城市》、《记录中国——当代摄影与社会变动》、《在现实与记忆之间——摄影中的中国社会生活与记忆》、《城市·重视——2005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等。

金石声摄影作品

规划家钟耀华在外滩
规划家钟耀华在外滩
东德专家雷台尔 1957年 合肥
东德专家雷台尔 1957年 合肥
台阶 1934年 上海
台阶 1934年 上海
老屋 1932年 扬州
老屋 1932年 扬州
人力车 1947年 上海
人力车 1947年 上海
水上家庭 上世纪40年末 上海
水上家庭 上世纪40年末 上海

 结语

论艺术独特性,他的摄影风格起步于画意摄影,最终趋归现代主义。但他的摄影实践后来更是把这两者包容兼蓄,内含了这两种不同的追求面向,因此有其独到的风格与蕴致。而其摄影专业上的持续性,则体现在无论处于什么环境,他都始终没有放弃过拍摄实践。无论是在留学德国的二战时期,还是在建国后从事繁忙的专业工作城市规划设计时,或是在文革中下放农村养猪放猪时,他都没有停止过拍摄,因此功力未见生疏。而就艺术影响力来说,则从他创办于1936年、至今仍然受到肯定与关注的摄影杂志《飞鹰》就可见一斑。曾经与东京大学综合博物馆馆长西野嘉章教授一起翻看《飞鹰》杂志,专攻印刷文化史与摄影史的西野教授说,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印刷品质与内容堪称优秀的摄影杂志之一。

在沪语中,“摩登”(modern)的发音与“矛盾”几乎相类。金石声的摄影作品里其实内包了现代主义摄影与画意摄影这两者间的纠结。可以想象,古典传统的教养化为了他的内在,因此当他面对江南美景时,会情不自禁地举起照相机拍摄下富于传统意趣的画面。而江南水乡的画意蕴籍,在他,以画意摄影的方式加以呈现也属当然。但是,毕竟身处现代大都市上海,不可避免的,他要受到现代生活的冲击,而且也要以摄影的方式来回应。此时,现代主义思潮、风格及手法不仅成为了他的选择,也自然地成为了他必须面对的一种文化与精神的现实。来自画意摄影与现代主义摄影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视觉吸引,就此在他的作品中形成一种张力。对他而言,如何将现代与传统融汇一体,化矛盾为和谐,确实是个严峻挑战。而从结果看,他其实解决得相当妥帖。两种美学观较量拉扯而得的金石声的摄影,最终呈现出一种周正中可见不驯,跌宕中又见平和的独特气质。这些淡然而又端正的影像,其实饱含了最为浓烈的诗意与画意。

第一次经眼金石声的摄影原作,时在2007年。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在此之前,已经通过为广东美术馆代购全套《飞鹰》杂志而感受到了金石声在中国摄影史上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当时,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摄影部副主任克里斯丁•彼得逊捧来一个绿色超市尼龙购物袋,从中拿出一本照相簿。原来,这是一本金石声自己粘贴的摄影作品相册。我们一页一页地翻开来,精心粘贴的帧帧照片,在秋阳中静静地放射光芒。当时诧异,这本相册的“外装”为何如此寒酸?彼得逊先生郑重告知:金石声之子金华当初拿来寄存此地供他研究时,即是这个状态(condition),他无权破坏金华带来此相册时的“原态”。一瞬间,我真正感觉到,金华所托是人。在宽大的桌子上,金石声亲手印制的那些照片,执拗地放射出光辉,吸引你的视线。那是一种含蓄但又锐利的光芒。从这些质朴的画面,我们充分意识到,金石声,这是一个不可能被摄影史淡忘的摄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