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的首个影展
“外在的张力，内在的想象，五指山上的那块石头，教会了我日后如何走光影之路。” 后来张照堂断断续续拍了一些比较剧情化或者有点概念化的画面，更像在表达一种迷失，他把这些照片集了起来，去找当年在高中时候的摄影指导老师郑桑溪——他们办了一个现代摄影展，那是台湾第一个现代摄影展，那一年是1965年。大家看了都觉得很惊讶，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两个旗帜鲜明的派别写文章互相地吹或者骂，“骂我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摄影家，吹捧我的是一些现代的诗人和画家。”美术家黄华成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说，他的作品是“做”出来的，那些颓倒的人体、没有头部而直立的人。。。这些照片只会简单技巧，不善于构图，不做暗房功夫，每一张作品中总有一二疵垢被人发现。最后他加上一句说，然而这些煽腥的悲剧性画面却具有逼人力量，充满热爱生命的关注。“黄华成说我‘对生命的热爱关注’，正像搞剧场的邱刚健问我‘你自慰吗？’一样，令人搔首、不解。三十年后，回想起这样的质问与评断，我当时似乎应该跟他们说，我还年轻，我在自立自强呀，你们真无聊。”
剃刀般冷凝与温暖的颗粒
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工作，张照堂在电视台当记者、当摄影、当编导、做深度报道的剪辑，他和世俗的琐碎生活开始了深度磨合。他在短文《非影像笔记》曾写过一段札记，似乎生动贴切地映
照了张照堂的某种生命状态：“加班到凌晨四点半，一个人站在十三楼等电梯，恍惚中抽着烟。指示灯上得很慢，长廊黑漆漆的，我好像听到一种奇异的撞击声。电梯终于上来了，门一开，一只犀牛从里面挤了出来…（1975.12.15.）”
这是他小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张照堂由于生活负担不得不努力工作。但世俗的工作，从没有拿走他自由游荡的艺术灵魂和狂想能力。他用如此的幻想力与幽默感，以拒绝被俗世的平庸生活所吸纳、同化，反倒升腾起一种抵抗庸俗的想象和鼓舞力量。
在电视台的工作中，张照堂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同时也接触很多民间的各个角落的人，开始跟越来越多的人群有关系，题材和镜景就转向记录写实上。进入壮年的他，多少挥别了1960年代那个苦涩、忧郁、愤怒的艺术青年状态，比较具体地触摸、揣摩台湾社会的肌理与脉搏，不再仅仅停留于抽象地再现个人的或全社会的精神苦闷。画面中也时常会有一种非常厚重、温暖、素朴之人文精神的流露。比如令人如沐春风的老人与童颜，有田间骑牛的儿童、街头的算命先生、笑容专注玩着扑克牌的戏班子成员和面容哀戚的烧冥纸妇人，等等。
“我在工作拍摄之余，会带着相机四处走，那时总会碰到一些人或者事情，让你很感动。比如说有一次听到哭的声音，我就循声而去，看到在很安静的河边，一个孤独的男人抱着一个大树在哭，我突然被击中了——我被他的悲伤淹没了。我慢慢靠近，但是不想打扰他，就远远地拍摄了。”
有时影像很遗憾
“有一次在埔里乡下的街道上看到一个拄拐老人，我就和他边聊边走，一直走了两、三个小时。他步行来到小城镇的戏院。那戏院没人，空空的，他却在后排坐下了。我问他要等着看什么，他说‘还有2个小时，来看脱衣舞。因为我这辈子没有看过，我想要看看。’我也坐下来拍了几张，但是很多照片并不是情感都能表达的，只能表达的是表象，如果拍摄者帮你叙述出来，这种东西很动人。摄影有时候是很遗憾的，不是都能表达的出来，有很多时候真正动人的东西看不到，需要口述或者文字来弥补。有时候影像很让人遗憾。”
像盲人走路，边走边找
张照堂的摄影创作持续了半个世纪，未曾真正中断。从早期那些最强烈突出的超现实或荒谬剧场式的影像，到后期的这些对真实、虚拟、幻境的操演，他的作品全部取材自现实场景，但几乎没有一幅作品，是直接描述事件本身、提供见证功能、或诉诸表面情绪的。所有的情绪、讯息或观点，都经过进一层的隐喻、转化、沉淀或联想，使他的摄影里的苦痛、荒谬甚至残酷，从没有哭天抢地的喧嚣，或强迫性的讯息，而是一种深邃、无言、甚至欲哭无泪的悲哀和喟叹；即使在他很少出现的欢乐或笑靥的画面里，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地观看，而更多的是以凛然的心情，阅读这些温暖着或激励着我们向前的生命图像。
他的影像创作总在一种既踏实于现实生活之中、灵魂又同时行走在世俗之外的奇妙状态里，使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永远有趣而不可预测。但他根本不在乎“艺术家”这个头衔，而且嘲笑它。他只在乎有
趣的生活与炙热的生命。通常过于纯熟的技艺，常常会让艺术作品，减低甚至丧失了原本足以感动人的力量，而这没有成为张照堂的困扰，他一直保持了新鲜而犀利的视角，看见平凡场景中的异质趣味。就如他最欣赏Max Ernst的一句话：“我像盲人走路，一边走一边找”。摄影也一样，“你要像个盲人，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寻找，不要以为有三只眼睛。”
关于张照堂的链接阅读
1.1975年张照堂在电视台期间准备做剪接工作
2.2010年他在杭州采风，看到一个老房子外边的雕塑是曾居住过的三代人模样，禁不住驻足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