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Elliott在欧洲为一部电影拍剧照后，他本来可留在欧洲发展，但当他知道越战正在升级时，他觉得需要赶回美国，用他的方法去支持停战。“ 我不是没想过到战场当新闻摄影记者，让世人看见战争的恐怖和残酷。后来我想，我不想间接变成战争支持者，更不想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结果，我选择了拍摄和平的反战示威，告诉世人，美国人真的不想打仗，要打仗的只是美国政府，它用独裁权力抗衡人民的意愿。这种事情，今天仍在发生，跟布什政府的伊拉克之战一样。 ”
由街头报道到某晚偶尔在曼哈顿某剧场看了一场Janis Joplin的小型演出，Elliott被音乐的真所感动了。“Janis Joplin经常叫女孩，站起来，舞动吧。她的意思是，放下过去，解放自己。我们当时的过去，是指受束缚的四五十年代，我们的上一代。而乐与怒，摇与摆，就是其中一种让你的身体最能直接地解放的方法，同时，亦能将身体带回到音乐最精神性的根源。真音乐，源自人的心底，因此它能够散发更强而有力的感染。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音乐是联系结集群众的最有力方法。”
伍德斯托克，一个公社
“上世纪初，Woodstock其实已经是一个小天堂。”Elliott说的Woodstock，是指距离纽约城不远、一个小于70平方公里的小镇。约 100年前，一对研究乌托邦哲学的有钱夫妇，在这个小镇，成立了美国最早的艺术与手工艺公社，不久哲学诗人Hervey White在里兴建了一座“音乐教堂”。在这样的理想主义历史背景底下，过去大半世纪，Woodstock吸引了不少艺术家、作家、诗人来到这里居住，其中先进的居民当然是车祸之后的Bob Dylan。音乐人也特别喜欢来这里灌录唱，曾经居住或在这里灌录唱片的音乐人还有Jimi Hendrix、Van Morrison、Ravi Shankar、David Bowie、Johnny Cash等。
“Woodstock，该怎么说呢……当然人人都知道Bob Dylan在这里隐居，这地方亦开始在音乐圈和流行文化界有点名气，但这与名人无关。那个年代，还是很纯真，没乐迷拥过来要签名，没狗仔队偷拍私隐。在 60年代末，房租还未急升前，Woodstock是一个被大自然包围的可爱小小区，那里生活简单、居民友善开明。音乐人和邻居相处融洽，就像兄弟邻里关系。
我的一位记者朋友Al，也是Bob Dylan的朋友，要我给他的晚报拍Bob Dylan封面。我从纽约开着一辆小大众汽车来到Woodstock刮着大风的山头，Al把我带到Bob Dylan的家门前，给我俩介绍一下，然后就撂下我。当时，我俩都感到很不自在，但那是个天真的年代，没什么好惧怕，我回纽约把胶片冲好，第二个周末，再拿回Woodstock给Bob Dylan看。可能在思想上，我们有某种亲近的联系，然后他叫我在他的地方过夜。这一切都自然地发生。”
因此，当Michael Lang准备在Woodstock小镇搞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时，Elliott便被委派重任，去说服Bob Dylan。但他只记得，当时Bob的回答是，听说本地居民反对音乐会，因此可能有人会带枪什么的……然后，在8月中正在举行音乐会的后台，大家仍在猜测，究竟Bob Dylan会否突然出现呢？
当然，Bob Dylan没出现，音乐会最后亦改在附近另一个地方Bethel，虽然还是借了Woodstock的名字。对Elliott来说，Bob Dylan最后没出现在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也不是坏事，因为这个音乐会的重要性，在于一次超级的集体共享经验，而不是聚焦某一歌手音乐人。
“我想，伍德斯托克其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精神性，生命中一个很乌托邦式的时刻。它像要告诉全世界：嘻，看看，我们有近50万乐迷，来自不同背景，互不相识，但我们相处平和，大家分享所有，由食物到爱与和平的愿望。音乐会的氛围，其实是Woodstock这小镇历史的延伸，一个更大的公社。”但Elliott说，伍德斯托克只不过是40年，60年代这些自由平等博爱、回归大自然及强调人性和心灵等等的概念其实并不新鲜。关键在于，它凝聚了所有这些开放的价值观，而且在没有刻意的商业计算下，把这些价值观“普及化”，变成新“流行文化运动”的开端，宣告一个新醒觉年代的来临：世界将会因我们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