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资料提供：姚璐 文：姚璐 隋晓龙 文字整理：郭兴欣
[box_left]本期推荐赫尔穆特·纽顿的专家：姚璐
姚路1967年生于北京，现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摄影工作室摄影专业副教授。[/box_left]
说到底，纽顿是个孩子。一个内心纯粹、善良的坏孩子。他冷眼看着外界汹涌的赞许和批评，依然拍摄令他着迷的女人、时装、珠宝、丝袜。“我喜欢粗俗。我对坏品位有浓厚的兴趣——它比那种假想中的好品位令人激动得多，后者不过是人们看待事物的一种标准化了的方式而已。”纽顿说。
对有趣的事情我都浪漫，但是在我的作品中我会回避这一点。如果我像我照片里面的人那样生活，我很久以前就死掉了。我的生活很安静，而我的作品非常个人化。——赫尔穆特·纽顿
我认为，一个摄影师，就像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应该是被看到而不是被听到。我也认为照片本身不需要解释。照片跟电影不同，照片是瞬间的，很有限，没有什么可延续性。或许照片的美是源自它背后的谜，也来自于你处理好的那一个瞬间。——赫尔穆特·纽顿
赫尔穆特·纽顿，一个来自于上层社会的犹太人，在1938年逃离纳粹德国。他的影像中充满了警犬、专制的黑皮衣，以及完美的剪短发的金发女郎。因此，在他镜头背后的故事似乎比影像本身更具有争议性。他塑造的那些妖冶、魅惑、近乎邪恶的“坏女孩”，契合了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迷狂与革命的时代精神。
4岁时人体启蒙，12岁时摄影启蒙
纽顿最早关于女人的记忆是他4岁的一个夜晚，他的保姆半裸着身子坐在镜子前化妆。第二次，是他7岁时，哥哥把他推到窗边，指着站在街角的柏林最红的妓女给他看。裸体的女人、夜，这些记忆在日后构成了他摄影作品的一种风格。
纽顿并不是一个好孩子，他从小娇生惯养，学习不好，早恋，虽然父母把他送到了学费昂贵的美国学校，他却经常逃课去给两个美国来的摄影记者打下手。
纽顿12岁那年，第一次用布朗尼方盒相机尝试拍照。他曾别出心裁在柏林黑暗的地下拍了一些照片，但是没有冲出来，直到他成功拍下了夜景下的城市电台，他的摄影生涯迈出了第一步。他的母亲那时候常常带他参加一些在大酒店举行的茶会，他非常喜欢这些场合，不久之后，他就开始给他的母亲和女友们拍照了，这样他就不用去他父亲的纽扣工厂干活。
1936年，纽顿决定告别学校，于是母亲安排他去给柏林一个著名的女摄影家——伊娃做学徒。
颠沛流离，被包养
上世纪30年代末，反犹风气在德国盛行，不到20岁的纽顿离开双亲，登上一艘开往天津的轮船。行李箱里是他的相机和漂亮衣服，身上却只有5美元，这是纳粹允许出国的犹太人带的最高现金额度。船上的人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劲头，离开的地方可能再也回不去了。纽顿的母亲给他买了足够多的轮船代用券，支持他的外出，这其间，纽顿和已婚妇女调情，这是成名之前最后一段“风光”的日子。
船到新加坡的时候，上来一队人马，一个为新加坡挑选可用人才的委员会，纽顿因为懂摄影、会英语留在了新加坡，他去了报社工作。这之前，摄影对他来说不过是公子哥玩票，现在却成了赖以为生的工具，而他因为技术实在欠佳，几星期后就被炒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去码头坐着，看着欧洲过来的船哭到天黑。
后来这个这个长得帅气又面带忧郁的青年被一个富婆包养，他没什么事做，只好流里流气地混日子。其实他很有上进心，一心希望成为《Vogue》杂志的摄影师。他开了自己的工作室以后，他把犹太姓氏改成了“纽顿”，这样听起来像个摄影大师的名字。机会总是给准备好的人，纽顿终于引起澳大利亚版《Vogue》的注意，开始与之合作。在此之后回到欧洲，为英国版的《Vogue》工作。但是欧洲的人才太多，纽顿发现自己受欢迎的程度还不如一个实习摄影师，于是又回到澳大利亚，与人合作开了一个有十多个工作人员的摄影工作室，过了几年，纽顿决定放弃一切去巴黎发展，因为他意识到一个好的摄影师只有在巴黎和纽约才能成为伟大的摄影师。
纽顿的腾飞
上世纪60年代初，纽顿的事业开始起飞。他曾说这是他经历过的一个最伟大的年代，时尚摄影变得富有创造性，摄影师的地位和待遇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他说：“我想我是被女人给迷住了，我是在拍摄一个特定社会阶层，而不是乱拍，我拍的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而我无非是给重构了一回。”因为在他看来“时装不是思维，而是引发思维的东西”。他的作品常常跟性、金钱和诱惑联系在一起。比如《电视上的一幕》、《电影导演和女人》等。
纽顿工作时非常动脑筋，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拍摄想法。上世纪60年代末，世界的风起云涌也反映在纽顿的照片中——模特躺在窗户下面，窗外是正在飞过的战斗机、导弹；他有时候从电影里寻找拍摄灵感，在看了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后，就找来一帮狗仔队成员围着他的模特拍照，而他把穿着当季新衣的模特和这种场景用他的镜头记录下来。
柏林墙刚建起来的时候，纽顿带着一个模特去拍照，他让模特装扮成苏联间谍站在墙头，无意间把一个小小的十字架收进画面，那是为纪念一个被东德士兵击毙的东德青年——他不过是想翻过墙到西德来。这组照片给《Vogue》杂志引来国际性政治丑闻，导致所有的广告客户取消了下半年的广告，那个模特再也没能在德国找到工作，而杂志主编却对纽顿没有任何微辞。
尽管18岁时就离开了柏林，但80岁时纽顿谈起他的摄影美学首先提到的还是柏林的天空。典型的纽顿式布光方法是用来自外围的强光将人物置于黑暗轮廓的中心，由此赋予画面一种残酷的气氛。他说是柏林上空躲在浓重乌云背后的太阳给他启发，让他想到这种被称为“黑色光线”的运用。
有人曾经问他：你觉得自己还是德国人吗？他像是被侮辱了一样，喊道：当然不是。“我喜欢柏林，但这是两回事。”又有人问他：那你还是犹太人吗？他说：我就是那个被称做坏蛋犹太人的人。尽管从他上学起，他就没进过犹太教堂了。纽顿说渗透整个20世纪30年代柏林的那种颓废堕落给他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这也是一种黑色幽默，他的很多作品都在竭力模仿那个时代的一些符号。
自从上世纪60年代纽顿的摄影将赤裸裸的肉体和性印上法国的《VOGUE》杂志和德国《明星周刊》以来他就成为了“危险”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