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墙——阿根廷秘密拘押所
保拉·鲁特林格
1955年出生于阿根廷的拉普拉塔。1977年她因遭到绑架而中断其植物学学习，被囚禁在秘密拘留中心长达5个月，之后被放逐出国。1995年，她回到阿根廷并转向摄影。作为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她的摄影作品关注国家历史与她本人过去的交集。鲁特林格目前生活工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黎。
是不是有点看不懂这些照片？请仔细读它的图说！这是一个20岁左右时被囚禁在监狱的女孩，在将近30年后鼓起勇气，拿起相机，重新回顾自己难以言说的故事。她拍下这些抽象得有点什么都看不出的墙面，却为每张都附上了非常明晰的图片说明。看完这些文字，你是不是也能听到那些监狱里的声音⋯⋯有时候，摄影不用那么具象。
保拉·鲁特林格“失踪”了5个月。那时的她刚二十出头，在随后的很多年，她都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那是阿根廷历史上最残酷的独裁统治时期，国家恐怖主义当权，许多和她一样的政治激进分子都下落不明。
《哭墙》的诞生表明了保拉对自身经验进行深入探索的意图，并希望通过发掘证据的力量扩大自身的探索。她一共走访了近100名与她经历相似的妇女，而这些不过是成千上万名遭到无名绑架、酷刑与“失踪”的阿根廷人中的一小部分。保拉收集的证词来自如今已从事不同行业、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妇女。水泥长椅，肮脏的厕所，废弃的房间，坍塌的墙壁上难以辨认的涂鸦。听不见绝望的尖叫与哭声，看不见的刑与强奸罪行⋯⋯
那些难以形容的痛苦呻吟，令获释后的伤口久难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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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阶向下走了大约20或30步，就听到铁大门被关闭的声音。我猜这里应该是某个地下室。这里空间很大，人在里面可以听到人说话的回声以及飞机在头顶或近处滑行的声音。这些噪音让人疯狂。其中一名男人对我说：听说你是心理学家？婊子，你在这里倒真可以像别的心理学家一样开开眼界。说完，他开始狠狠打我的肚子。
”玛尔塔·坎代洛罗于1977年6月7日在内乌肯被绑架，然后被带到秘密拘留中心“拉库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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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可怕的事情在每个社会、此时或彼时都会发生。我不认为存在一个毫无阴暗的社会。没有那样的地方，有的话也只是希望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周遭的一种幻想或愿景⋯⋯可能人需要足够的安全感才会去谈论它。但是一旦感受到威胁，你也会立刻把自己隔绝开。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狗追逐自己的尾巴。可这些又都是为了什么？让沉默代替真相吧。”
莉莉亚娜·格德拉于1977年11月25日在马德普拉塔遭绑架，之后被带到秘密拘留所“艾斯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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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行刑室就在街道旁边，他们怎么可能没听到里面的尖叫声？一开始，街坊都胆怯地说：有人看见车辆不断进出；木匠听到了尖叫；还有些人说他注意到里面的人什么时候遮住前窗。很久之后再去拜访这些街坊总是让人感到难以置信。我跟他们说：“我你们讲里面的恶，你们给我讲外面的恶。发现没有？其实你我之间没有差别，都是受害者。也许我是身体上受了折磨，但由经历看，屋内屋外的我们都受折磨了啊！”
伊莎贝尔·费尔南德斯·布兰科于1978年7月28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遭绑架，之后被带到秘密拘留所“埃尔·奥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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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牢房里，有样东西比酷刑更可怕，总是那样，总是那群暴徒的头子。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和爱人的亲密关系中面临最大的难处！我很难再享受爱抚和拥抱而不把它当做侵犯。我和她不一样，她因为身材好，守卫只是强奸她，而没有折磨过她。但看着身边的人被强奸的那种恶心和痛苦远比其他任何酷刑要甚！他们平时会打们，会用赶牛的鞭子抽我们，但根本比不上那种痛苦和反感”。
比亚翠兹·菲弗于1977年2月25日在康科迪亚遭绑架，之后被带去秘密拘留所“拉·卡斯塔·德帕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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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在波萨达斯医院的时候，他们有一次带我去洗澡。我摘下眼罩，看着镜子中的那人：我认不出我自己了，但那的确是我。我看着镜中自己的眼睛说：这不是我。我眼睛饱含恐惧，那是走投无路的表情，可怕的凝视，只是等待着下一次打击的到来。”
格拉蒂斯·库埃沃于1976年11月25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遭绑架，之后被带去秘密拘留所“波萨达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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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在波萨达斯医院的时候，他们有一次带我去洗澡。我摘下眼罩，看着镜子中的那人：我认不出我自己了，但那的确是我。我看着镜中自己的眼睛说：这不是我。我眼睛饱含恐惧，那是走投无路的表情，可怕的凝视，只是等待着下一次打击的到来。”
格拉蒂斯·库埃沃于1976年11月25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遭绑架，之后被带去秘密拘留所“波萨达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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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拉佩尔拉后我立即被带到行刑室。他们剥光我的衣服，把我的手脚绑在四个床柱上，使我悬挂在他们面前。他们把我右脚一个脚趾接上电线。酷刑随着电流增强逐渐加剧，他们有两种强度的电击：一种是125伏的，让你全身肌肉抽搐和疼痛，另外一种是220伏的，被称为拉·玛格丽塔（雏菊），让你肌肉猛然收缩，感觉就像他们把你四肢同时扯断。曾经尝试喝这个罐子里的脏水自杀，这是他们用来施行另外一种叫‘湿透’酷刑，不过我没能成功。”
德丽莎·玛诗艾塔于1976年9月25日在科多巴镇遭绑架，之后被带到秘密拘留所“拉佩尔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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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成为你的一个烙印；这种伤害将伴随你余下的生活。你就像进入了一个双重任务，必须不断努力去分辨，哪些部分来自创伤，哪些部分来自正常的生活。我就是这样负荷着双重任务来生活的。我必须分清哪些感情是来自于创伤，哪些可以稍稍令人缓和，似乎是被稀释了一些，那就是来自正常生活的部分。就这样，我与从未在秘密监狱待过的人交谈时，感觉自己在扮演一个正常人：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并逐渐步入正常人的角色。这样的事压抑着所有的受害者⋯⋯”
莉莉亚娜·盖迪拉于1977年11月25日在马德普拉塔被逮捕，然后被带到秘密拘留中心“艾斯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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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身裸体的第一感觉没有任何酷刑可比，这使我感到非常羞愧。这些人简直可耻至极，他们折磨⋯⋯不是说他们折磨我，但折磨着⋯⋯”
伊丽莎白·切瑞蒂于1978年7月12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遭绑架，之后被带去秘密拘留所“埃尔·奥林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