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荷赛”年度照片摄影师
2月10日，第55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揭晓，西班牙摄影师萨缪尔·阿兰达凭借照片《怀抱中的也门男子》获得年度照片奖。
“当时我正在输入银行账户的密码，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他们告诉我，我获得了‘荷赛’新闻摄影奖的年度优秀照片奖。”
2月10日晚上7点多，西班牙摄影师萨缪尔.阿兰达正在焦急地查询自己的银行账户，他不知道账户里的钱还够不够交上本月的房租。而在这个神奇的电话之后，这名32岁的西班牙青年成了世界媒体谈论的焦点，他的获奖作品更被看作“阿拉伯之春”运动最完美的影像诠释。
阿兰达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远在西班牙的母亲。母亲听到消息后，在电话中哭泣了四十多分钟。“她之所以喜极而泣，是因为我们来自草根阶层。我的父母年轻时都是农民，日子清贫，没有能力提高一家人的生活水平。” 阿兰达告诉《外滩画报》，“如今妈妈听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作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获得了至高的荣誉，她深深地为我感到骄傲。”
萨缪尔.阿兰达1979年出生于巴塞罗那省的圣科洛马市，19岁便开始为加泰罗尼亚当地媒体拍摄新闻照片。随后，他加入西班牙的埃菲社，前往中东地区拍摄巴以冲突。2004年，阿兰达转投法新社。2006年，他拍摄的一组反映非洲移民欧洲寻梦的纪实摄影获得西班牙国内的新闻摄影大奖，随后在英国BBC纪实频道热播。2006年起，他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足迹遍布世界。2011年开始，他一直在拍摄包括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在内的阿拉伯世界革命浪潮。
2011年10月15日，在也门首都萨那采访的萨缪尔.阿兰达用相机记录下了一个充满文艺复兴时期浓郁宗教气氛的镜头：一名黑纱蒙面的阿拉伯妇女，在由清真寺改建的战地医院内，抚慰自己因参加示威活动而受伤的亲属。
“当我回到住所打开电脑观看这张照片时，我相当地震惊。”阿兰达回忆说，“那个女人当时所表达的不仅仅是悲怆，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她的一种情绪，坚忍而顽强。”
照片中两个彼此相拥的人物都没有露出面容，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去理解他们的情感，主体的匿名性反而让观众看到了剧烈的痛楚与悲痛——这就是革命。
本届“荷赛”评委会主席阿依坦.苏利文评价这幅作品说：“它展示了一个心酸、悲悯的时刻中面对残暴事件的人们，而这样的冲突仍在继续。我们可能无法得知画面中那个扶抱起亲人的女人到底是谁，但她正代表了勇敢而坚忍的普通民众，那些在中东历史进程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而来自努尔图片社的摄影师、评委妮娜.伯曼则认为，萨缪尔.阿兰达的这幅作品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在西方媒体上，我们很少看到在这样一个私密的情境中表现蒙着面纱的妇女的作品。仿佛此情此景就是‘阿拉伯之春’整个事件带给人们的最终结局。”
在接受《外滩画报》独家专访时，这位年轻的“荷赛”奖得主认真地说：“对我而言，获得这样的荣誉更让我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那些我所记录的人们。我很高兴，这张照片能够让人们再度关注也门这个正在被人们淡忘的国度，以及它那些正饱受灾祸折磨的人民。”
初抵也门
“当我用谷歌搜索引擎查询‘也门’这个名词时，大部分的结果都与‘恐怖主义’相关。这让我突然有一种想象，也门是一个充斥着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国度，到处是狰狞的面孔，等待着去绑架我们这些待宰的西方羔羊。总之，它绝对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目的清单上。”阿兰达说，“但是，当我真的有一天踏上也门这片土地，我的所见所闻让我认识到，自己最初的想象是多么的愚蠢和可笑。”
虽然长期居于突尼斯，但是和其他西方人一样，阿兰达对于也门这个被西方媒体认为充满危险的阿拉伯国度充满着矛盾的情感。
也门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总人口约为2400万，其中有40%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失业率、文盲率以及爆炸式增长的年轻人口，让这个国家不堪重负。如今，水源日益减少，如同曾经给也门带来大量外汇的石油资源一样，已经濒于枯竭。也门的中央政府已经无力掌控全局，一些被当地部落控制的区域，正沦为基地恐怖组织在阿拉伯半岛上的重要基地，以对抗美国等西方国家。
1990年之前，也门一直是两个独立的国家，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南也门）。是年5月22日，北、南也门宣布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1994年5月，也门北、南方领导人在统一等问题上矛盾激化，爆发内战。四个月后，内战结束，南方军队失败，也门重归统一，时任北也门总统的萨利赫成为也门共和国的总统，并执政至今。
2011年10月，当飞机在萨那着陆的一瞬间，西班牙摄影师萨缪尔.阿兰达发觉一切就恍如梦境。难以想象，航站楼简陋得好像巴塞罗那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交车站，而它居然也被称作是国际机场。
尽管已经是夜晚，但是机场内几乎没有几盏灯开着，只有远处向外国人开放的边检窗口还亮着微弱的光。阿兰达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向着那束光走去，心里忐忑不安。此时正值也门内乱最为激烈的时刻，阿兰达猜测这些也门官方的入境检查者一定会板起最严厉的面孔，百般刁难像自己这样的西方媒体记者。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预设着种种可能的遭遇，以及回忆自己之前想好的各种对策。
事实上，阿兰达错了。尽管他读到的大部分新闻报道都聚焦于暴力、部落不和以及基地组织逐渐扩大影响力，但是事实上，“这里不是2004年的伊拉克、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那些地方晚上不能出门，很多人对外国人有攻击性。可也门不一样。”
“你真的是来自巴塞罗那？那你认识梅西不？”检查官开始用英语和阿兰达热情地聊起了足球，当然，随后他没有忘记给阿兰达的护照上敲上印章。“欢迎来也门！”检查官露出了夸张的笑容。
将机场与街区分隔开的是一道老旧而缓慢的自动门，阿兰达拖着自己的行李走了出来，望着这座城市深吸一口气，对自己轻声说：“我终于到也门了”。
在机场出口，等待亲朋好友的接机者们聚集在一起，和其他阿拉伯地区的人一样，这些也门男人也喜欢穿一身白色阿拉伯长袍。不同之处是，他们上身都会裹着一件夹克衫，腰间皮带上会炫耀性地别着一把也门特有的双刃弯刀（Jambia）。若不是看到了可口可乐和肯德基的广告牌，阿兰达还以为自己乘坐的是时光机器，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的世界。
从机场到自己在也门的临时住所的路上，阿兰达发现，由于停电，整座城市都陷入了深深的黑暗之中。街上隐约的光亮中是四处布满的武装检查站。夜色里不时响起机关枪开火的声音。正如阿兰达事先预料的那样，也门的采访之路，势必将充满荆棘和危险。
在出租车上，司机阿里给阿兰达上了他来也门后的第一堂“政治课”——“谁是谁”（Who is who here）？
“阿里，你呢，你自己支持哪一方？”阿兰达问。
“谁也不支持。萨利赫就是一个贪污犯，他偷走了属于我们的钱财，却没有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但是阿里.莫赞不见得比萨利赫强，甚至还不如他，他正在利用那些年轻人发动革命，并趁机攫取权力。”司机阿里回答道。
几星期之后，逐渐熟悉也门状况的阿兰达终于发现，司机阿里的想法几乎是大部分也门平民的观点。没有人认同萨利赫在过去30多年执政生涯中对这个国家所作的贡献，同样也没有人相信阿里.莫赞会比萨利赫强。所有人都在说，这位萨利赫昔日的老朋友，此时此刻正在煽动青年人闹革命，试图推翻萨利赫，然后建立他自己的王朝。
来自也门的匿名报道
尽管最终得以顺利进入也门，并拍摄了大量让人震撼的纪实照片，可萨缪尔.阿兰达告诉《外滩画报》，他在接受了《纽约时报》拍摄也门的任务之后，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为的就是找到一条安全的途径进入也门，去拍摄这个正面临激烈变革的国家。
对于自己的传奇经历，萨缪尔.阿兰达显得讳莫如深。“对于我们记者来说，要想拿到也门的签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明天还要再度前往也门，报道即将展开的大选。出于安全的考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全部的故事。正如我前面所说，除了亲政府的军警，其他也门人还是很友好的。而我的拍摄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纽约时报》在背后给我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
对于那些想要进入也门报道“阿拉伯之春”的西方记者来说，从去年年初到现在，一切都变得特别艰辛。尽管阿兰达不愿意多谈自己是如何获得签证的，但是从《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西方记者面临的是被也门当局拒签以及遣返的命运。
为了能够安全地在也门进行拍摄，在最初的几星期里，阿兰达一直通过匿名的方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自己的照片，也包括那张获得荷赛大奖的照片。在当时，他是唯一一个仍然能够不断向媒体发回也门内乱照片的西方摄影记者。
“为什么在《纽约时报》上匿名发表作品？主要是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因为我们担心被也门政府知道，究竟是谁在为美国媒体拍摄照片。此前，也门政府已经多次拒绝给《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的记者发放签证。”阿兰达告诉《外滩画报》。
阿兰达曾经以为也门应该是和伊拉克一样极度危险的国家。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这里的人们对待外乡人的态度让人震惊，你可以随意地在城市里东游西逛。“我曾经被捕，但是情况并不可怕，也门的警察对我的态度也出乎意料的友善。也门人对待生活的看法很单纯，他们会尽自己的所能来帮助你。”
唯一的麻烦就是要小心那些支持政府的军队。“由于我是偷偷进入也门的，所以外出拍摄都非常小心。随身只带一台尼康D700照相机，和24mm、35mm、85mm三支定焦镜头。我把这些体积不大的照相设备都藏在夹克衫下面的包里，防止被人看出我的身份。”阿兰达回忆说，当他在塔伊兹采访时，自己和《时代周刊》自由撰稿人劳拉.卡西诺夫遭到了政府军的开枪射击，不过还好两人最终安然脱险。
革命的代价 “萨那一直被军队包围，几乎每天都能听说有示威者遭到士兵们枪击。而在塔伊兹（Taiz），情况更糟糕，即使是医院也没有逃脱枪炮的蹂躏。现在，我听说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停火以来，那里的局势正在恢复正常，希望那些善良的人们能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阿兰达对《外滩画报》说。
时至今日，有着八十万人口的塔伊兹市中，仍然有一大批市民把萨利赫看作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而在去年开始的运动中，随着局势的混乱，各种势力争相进入塔伊兹。一些武装分子一边辱骂塔伊兹本地良善的市民，一边用棍棒攻击那些反政府示威者，而这都是为了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混乱。
作为反萨利赫示威者与政府军对抗的前沿阵地，这里又被称作也门的“班加西”。在这里，阿兰达看见到处是断壁残垣，墙壁上的弹孔和血迹和空气中硝烟的刺鼻味道时刻提醒着他，在这场革命中这城市经历了怎样的创伤。据联合国统计的数据，去年2月至去年12月期间，大约有270名示威者被杀害，数千人在冲突中受伤。
在拍摄过程中，塔伊兹市Al-Rawdah 医院的惨状深深震撼了阿兰达的内心。“这座医院是示威活动中少有的几所接收受伤示威者的医疗机构。但是它同样为自己的善举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政府军的坦克袭击了这家医院。如果你从那些医院墙壁上被政府军轰破的洞口向远处望去，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上的政府军坦克炮口仍然瞄准着这里。”
“我们只是在尽我们作为医生的义务，毫无保留地去照顾那些伤者。”医院的负责人告诉阿兰达。
在经过塔伊兹市一条主要街道的时候，阿兰达一行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可出乎阿兰达意料的是，他身边的当地人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别害怕，没有问题。”随行的也门人萨伊德说，“这种炮击每天都会发生，谢谢神灵保佑，今天（炸弹）没有落到我们头上。上星期的一天，他们炸毁了我家旁边的一座公寓。凌晨的时候，当我听到声音爬起来，我看到周围房屋已经被熊熊大火吞噬。我只来得及带着我的女儿逃到街上。”萨伊德咬着下嘴唇，强忍着泪水向阿兰达倾诉内心的痛苦。“和其他也门人一样，我现在只想着能让我的家人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塔伊兹和其他城市的采访中，阿兰达多次看到，冲突双方都刻意安排稚嫩的孩童在街头巡逻，或者是在检查站帮忙。这些十几岁的孩童，往往背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腰里别着手雷，在街头游荡。这些目光迷茫的孩子，和那些因为战争而留下终身残疾的幼小生命，深深震撼了阿兰达的内心。
“他杀害了很多无辜平民。”一个名叫莫罕迈德的年轻学生对阿兰达说，“我们希望能进行一场真正公平、能代表人民意愿的大选。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要萨利赫血债血偿。”在也门，革命似乎正在偏离原本的轨道，而演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复仇行动，一场只有受害者的战争。
“我只是一名目击者”
“在也门的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空气中的恐惧，因为你的身边，到处可见被轰炸爆破的痕迹，也有那些看不见的狙击手就藏身在你对面的阴影中。”
自2011年初开始，阿兰达就一直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拍摄运动。作为一名长期驻扎在突尼斯的摄影师，阿兰达告诉《外滩画报》，从突尼斯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更像是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一种发自内心的期盼，他们期望自己的家庭更加幸福，他们对未来有自己的想象。
2011年初，也门也加入进了这场被称作“阿拉伯之春”的运动浪潮中。在经历了数月的骚乱和冲突后，也门总统萨利赫终于宣布放下手中大权，于今年1月22日离开也门首都萨那，前往美国接受医学治疗。但是，事情并未就此圆满的结束，越来越多的示威者发现自己成了别人利用的工具，甚至随着革命的发展而被人们逐渐遗忘。“今天的也门，依然是阿拉伯半岛最贫困的国度，人们为了每天的生活而挣扎。水、电这些邻邦富国毫不在意的日常必需品，在也门正逐渐变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阿兰达说。
然而，萨缪尔.阿兰达对此却有不一样的看法。“有关于我的作品与《圣母怜子图》之间的联系，我觉得是人们想得太多，在创作之初，我并没有那样的动机。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名艺术家，我只是一名目击者，只是试图去记录那些我认为值得被记住的瞬间，因为它们或许能够给那些在困苦中挣扎的也门人带去真正的福音。但是如果这样的思考，或者赞美，或者批判，能够让更多的人开始关心也门这个国家和人民，那绝对是一件很棒的事。”
（实习生陈伊昕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