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贝歇夫妇从1959 年开始合作拍摄，他们是如何认识的？他们是否由于一件事情开始集中拍摄工业建筑？
希拉.贝歇：我们是两个人。伯恩·贝歇生于一个非常工业化的地区，并在那儿度过了童年。他希望以图片的形式纪录他的童年记忆。贝恩原本是画家，并非摄影师。他原本以为自己能将它们画下来，但这并不起作用。于是，他先简单地抓拍一些镜头，冲洗成简易的招牌，以便之后作画。但这样也并不特别有效。于是某一次他想，也许应该换一种方式工作。
我当时已经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摄影师，在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师那儿学习摄影。他的摄影非常古老，画幅极大，摄影技法传统而简洁。他教会我注重细节和视角的精确。从他那儿我获益良多。在这个摄影棚中，有各种各样的摄影作品：非常多的建筑摄影，为书籍拍摄的照片、肖像摄影、为艺术册所拍摄的静物作品等。我当时非常喜欢也非常感兴趣的是拍摄火车的各种部件。那些在战争中损毁的列车部件，例如蒸汽发动机、蒸汽车头等，在战后又被归置起来，以待他用。拍摄它们的照片必须非常精确，必须有非常好的光线，以便清晰地展现这些部件的形态。我被允许从事这一拍摄工作，这让我非常骄傲。由此，我第一次产生了以黑白底片拍摄钢铁材料的念头。
许久之后，历经各种曲折，我最终来到了鲁尔工业区，各位可能知道那些城市：埃森、波鸿、多特蒙德。当时，这一地区生机勃勃，是真正的重工业区，我一来到鲁尔区就兴奋地想：上帝啊，这太疯狂了，我应该怎么拍摄这些东西！（为鲁尔区摄影）并非易事，因为许多地方外人不得进入，人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而不能进入。但在伯恩的故乡拍摄就比较方便，他住在乡村的山坡上，可以俯瞰工业区。在哪儿，我第一次协助伯恩摄影，之后我们又一起去了德国的其它地方，去了法国、比利时。七年之后，也就是1966 年，我们去了英格兰，十年之后又去了美国。但是由于政治封锁，我们并没有去过东柏林、东欧国家、苏联，也没有来过中国。当时我们非常希望能来中国，但确实没有办法。
希拉.贝歇：当前的摄影技术极其先进。数码技术让我们可以更舒服、更方便、更快捷地拍出更清晰的照片。但是我们在这里仍然可以看见许多不那么清晰的照片，这让我感到很诧异。当今的机会无与伦比。我们当时只有沉重的三脚架，13 乘18 厘米的大相机，或者可调式照相机。我们的行囊对于身体来说太过沉重。但当时我们别无他法。不过，这种摄影方式也有其教育意义。无论是我们还是学生，都必须首先使用大相机工作，并在每次拍摄之前深思熟虑。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可以学到很多：必须在拍摄之前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之后。
但是即使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也必须有纪律性才能拍出好照片。例如，如果人们在其他国家边旅行边摄影，或者作为战地摄影记者，都不再依赖于一个庞大的团队。摄影在今天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维度。
迟早会有人提出关于我的学生的问题。我的学生们正好处于摄影艺术的转折点：老旧的、传统的摄影方式尚未过时，而彩色摄影随后开始兴起。我们这一代的摄影并没有颜色。之后，学生们又有了数码摄影技术。这么多代年轻的摄影家所拥有的技术条件已经日臻完善。他们学会了如何精确地工作，长久地研究同一个主题，而不是朝秦暮楚，不停地变换创作的主题以期待好运降临。
关于获奖……伯恩有时说：“又要浪费那么多时间了。”（笑）我们的确得过一些奖，例如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但那个奖原本是颁给雕塑艺术的，（我们最终得奖）让我觉得非常奇怪。
您知道，奖项只对一小部分人群有意义，也只有这一小部分人才会得知获奖的消息。如果我们走进一间钢铁厂并对其中的工人说：我们刚刚得到了哈苏国际摄影奖，他们会说：“这是什么？”什么奖项都是这样：获奖当然让人高兴，有时还会有庆祝活动，或者能拿一笔奖金，但人们并非为了获奖而工作。获奖之前我们从不往那儿想。人们不应该提前幻想成功。这是最可怕的毒药。
即便是那些今天获得成功的学生，在他们开始摄影之初也没有想过功成名就的时刻。他们谦虚地开始学习摄影，勤奋地工作，通过其他的方式挣钱摄影，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办法预料，是否有一天人们会把你的照片挂在自家的墙壁上并为此付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