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时代的记录者

直到这时，张新民表示自己才开始了对“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些是为什么”等问题的反思。

“我1981年就开始接触摄影，但摄影究竟是什么？在这之前，我没有刨根问底地问这些问题。(失业)那时我已经37岁了，我不是天分特别好的人，活那么大岁数才想自己究竟要做什么。”那一年，张新民办了一个展览，题为《昨天》。“我觉得，要想活着，就必须告别昨天。”张新民说。

从此，张新民开始关心自己的生活，关心周围人的生活。“经历了那样一些波动，开始问一些跟自己内心有关联的问题。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么远，我要做个题材，我要记载底层的生活啊，都不是。我没法拍别的东西，我也没有兴趣拍别的东西了，这个时候我开始拍自己周围的生活。”

于是，从1990年开始，失业的摄影师张新民拎着一部莱卡M6和一部尼康F4相机，将镜头对准了生活在自己周围的打工仔、打工妹。

“我跟他们比较‘通’，我觉得我跟他们一样，我的出发地是四川德阳，跟他们的出发地一样，我的目的地跟他们也一样，无外乎就是找出路。”有了这样的认识后，张新民拍摄画面时就不再只想着靠形式上的张力来感动人，而是力求从人物的内心世界去发现一些东西。

“第一批拍摄的打工妹的照片就和我过去的照片不一样，脱离了传统的‘摄影机器+人’的模式，直接把镜头对准人的内心，人的生活，读者也能感觉到跟过去的照片有区别了。”张新民说。

艰难的拍摄

当时，无论是作为拍摄者的张新民，还是作为被拍摄者的打工族，都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中国社会最大转型期的潮头浪尖。

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平均每年约有165万左右的农民流入城市。“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更是一度出现农民非正常地向城市“急剧转移”。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此后，城市开始向农村遣返人口，仅1964年，就有1300多万人被遣返。至此，中国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完全关闭。

在1950年以后的40多年里，据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的测算，农业通过“剪刀差”形式为工业提供了12580 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积累资金，扣除支农资金和从农业部门得到的收益差额，农业为工业提供净资金支持达10636亿元人民币。

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地向乡镇企业转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一向安分守己的农民开始离开脚下的土地，离开他们熟悉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像候鸟一般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汹涌的打工潮更呈波澜壮阔之势。

此时的张新民，不再只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左邻右舍，他开始大规模地记录这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诉求，将打工族的真实处境跃然于自己的镜头之中。

这幅照片里是20个人挤在十平米的出租屋内的情形，其中有姐妹，有兄弟，也有夫妻。每个帘子拉起来就是一个家，虽然这个家只能容得下一个两个身位，虽然彼此间能清晰的听见鼾声，虽然年轻夫妇的夫妻生活也变的不再那么隐私……但是这间小小的出租屋还是承载了20人的城市梦，这个有尽百个出租屋的棚户区也承载着许许多多年轻人的梦想。我们在这个房间里看见了农民工的艰难与无奈，但是也感知了梦想的力量。他们在城市里打拼，为了生计，为了年迈的父母，更为了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里，自己萌动的心。

这个过程，让张新民心力交瘁。

“很多时候我按不下快门。”张新民两眼望着窗外，眼睛泛红。10余年坚持不懈的拍摄历程，使他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命运有着比旁人更为深刻的理解。

“当你看到一个女工被带进收容所，脱光衣服搜身的时候，你还能拍得下去吗？”他愤怒地问,“她也是人啊，这是多么大的屈辱，你知道吗？你以为你拍一张照片，她的命运就会改变吗？不可能的，我太清楚了。这是社会的事，摄影师的作用其实很有限。”

为了拍一个洗墙工工作时的照片，张新民和那个叫钟家财的湖南民工一起顺着绳子从26层楼处溜到地面。为拍另一个来自湖南的打工妹向利群回乡过年的照片，他和她挤在一辆长途大巴车的发动机盖子上，颠簸了41个小时。

“他们活得很辛苦，我的内心可能比他们还痛苦。有时候，这种痛苦大到足够摧毁你自己的地步。”他喃喃自语道。

张新民很喜欢崔健的《农村包围城市》，尤其喜欢里面的歌词——“毛主席说啦‘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来到你们这儿怎么着吧。我们没有偷你们的也没抢你们的，我们每天干的活儿都是你们不想干的，你们在领导面前都像孙儿似的，可一到我们面前你们都跟大干部似的，什么身份证儿暂住证儿健康证儿，难道你们城里就不是我们中国吗？给我碗水喝。”

“是啊，给碗水喝，”他微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