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 文化启蒙年代 中国影像复兴

策划：树楠 编辑：树楠 刘旭 刘念 王娟 人物摄影：龙雪峰 燕子木 阿东 甘森 MR·Yann 文：米米 陈昭 海齐 博罗 白水大荒 耕三 青岑 金黎黎 沈安琪 特别鸣谢：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上海老相机博物馆 后浪出版集团

八零年代  突破

我闯入青春校园  任曙林

上世纪80年代对于任曙林而言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代，他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代表作《八十年代中学生》，25岁的他步入校园，十年中，他记录了关于青春的故事，将青春的懵懂与青涩凝固在胶片中。

编者按

任曙林依旧很准时地来到了采访现场，这份认真是他所习惯的，一件花格子衬衫让他显得非常有活力，仿佛仍生活在那个他熟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虽头发与胡须已微白，然而眼角间却掩盖不了他青春的心态，言谈举止间笑容与随意，像是笔者与同龄人的私下交谈，那个浪漫的八十年代已经不在，但时代却留给他很多八十年代的精神，乐观、向上、青春这些词语放在一位61岁的长者身上虽显得怪异，但接触过任曙林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形容并不为过，他就是如此，青春且永远青春着。

从懵懂到执着

对于我而言，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懵懂的时代，对于我作品中的人是，对于我自己更是这样。我在70年代末接触摄影，跟着狄源沧老师学摄影，比较有幸在70年代末就看到一些世界大师的原版画册。那个时候我们组建了一个“星期五沙龙”每周五举行摄影讨论会，我开始意识到需要拍摄专题，加上曾经拍摄过高考的组照，所以很自然地就选择了中学生这一题材，开始拍摄的时候我25岁，虽然比中学生年长一点，但他们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心理防线，没想到这一拍便是10年，说不清为什么拍摄这么久，或许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对于摄影单纯的喜爱让我如此执着。那个时候的中学校园，有一种非常积极的氛围，按今天的话说是“正能量”，但并不仅仅是这样的正能量，它还有很多不确定，对待一个事情，一本书，大家都不知道对错，但很敢于尝试，是一个懵懂的状态。

要拍就拍时代的缩影

当我决定拍摄中学生时，我常常问自己为何选择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具有哪些特性？在那个时代，社会普遍对学生群体很认同，他们是未来，他们可以左右社会一半的方向。那个时候工厂已经走向下坡，慢慢地在消亡，职工对社会文化的感受也相对滞后，而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没有今天这样普遍，大部分还都处于积累阶段，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在一些专业领域有所建树，所以我将焦点锁定在学生身上，没有人知道这些年轻人未来会怎样，他们身上所带有的不确定性和对知识、文化的渴望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少具有的，中学生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而且整个社会的年轻人都在向这些学生看齐，可以说，他们是80年代年轻人的一个符号。

伪装自己混进校园

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中学生和今天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摄影师怎么能够混进校园，毫无忌讳的拍摄是关键。我将自己伪装成学生，甚至有一次，我进入校园时，学生们已经开始上自习，门口的老师以为我也是学生，认为我迟到了，让我签名，就这样，很多人以为我是学校的学生，随后的几个月，学校知道有这么一位摄影师来拍照，也没有什么目的，慢慢的，学生、老师对我都熟悉了，我才渐入佳境，大张旗鼓地开始拍摄，这时的画面也大不一样，学生们仿佛没有感受到我的存在，自然流露出生动的画面。

八零年代记忆

Q:你怎么看待那个时代的摄影标签？

A：上世纪80年代的中学生衣服、动作是很典型的，而且人的好多动作现在都没有了，微妙的一些变化，那个时代的表情特别丰富，微妙之间变化差得很多的，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状态在镜头前都很打动人。而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些照片，会被画面中的衣服、书包、教师所打动，这些符号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特例，那个时候也不会意识到这是摄影的符号，单纯的记录下来，照片由于长时间的发酵，便会自己讲故事，这些照片所讲述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独有的。

Q：你怎么评价你拍摄的作品？

A：我认为这是一代人的青春影像史，1979年的一天，我拿着相机，走进了离家不远的北京171中学。我没有和学生交谈，不参与学生和老师的活动，只在某些时候悄悄地按动快门。10 年，300多个胶卷，记录下了上世纪80年代中学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点滴，细微到连很多当事人都不曾记得。一代人的青春影像史，就这样凝固于胶片之中。

1980年代中学生

任曙林将个人的摄影语言注入到中学生这一群体中，在那样的年代，他留下了一代人对青春的回忆，他眼中的年轻人也正在被摄影这一他熟悉的方式进行讲述。

摄影要有现场感

那时我比较有幸在70年代末就看到一些世界大师的原版画册，比较早地接触了这些东西。要不然老是重复前人，你拍得再像你还是出不来，这个我觉得比较幸运。那会儿觉得摄影还是一个现场的东西，我比较重视这一点，这是跟绘画本质上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现场的这种状态，我不是摄影记者，我不要讲事情，这两者其实特矛盾：又得在现场，你又要去情节化，这个把自己几乎逼到死胡同里了。但是现在回头看来，我针对中学生实验的就是这个事儿。

年轻占了便宜

我长得比较显年轻，我想这种外貌的亲近有利于拍摄，你说你真是手艺很棒，你都半个老头子再去拍中学生，还是有点儿别扭，但我可以先把这个题材拍下来，有一些题材无所谓，至于矿区，你老些没关系，当时就是这么一个考虑。中学生本来就是年轻好动，特别灵活，你得跟得上趟，体力跟不上不行，那会儿经常照相，蹲在地上，蹲得很深，经常的动作，为什么很多东西我拍得特别快，而且教室中转来转去，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

171中学 情感栖息地

任曙林拍摄171中学在他自己看来主要是由于离家比较近，这为他的拍摄提供了便捷，在他眼中，他的摄影并不需要跑到远处，去拍摄那些异类的题材，而是将身边的每一份感动拍好，从一个小的题材入手，才可能挖掘出深刻的意义。而171中学成为了任曙林成为知名摄影师的土壤，在这里，他完成了一部青春的历史，一个情感的栖息地。

我没有和学生交谈，不参与学生和老师的活动，只在某些时候悄悄的按动快门。10 年，300多个胶卷，记录下了上世纪80年代中学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点滴，细微到很多连当事人都不曾记得。一代人的青春影像史，就这样凝固于胶片之间。——任曙林

凭眼睛的潜能按下快门

就我个人来说，正好赶上上世纪80年代了，如果我生在今天，我还是这套心劲儿的话，也许找另外一群人去拍了。因为我更喜欢拍人，有些东西要通过视觉找出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神秘、特别奥妙、奥妙无穷，这种东西说不出来，描绘不出来，但是它有。就是在你司空见惯，人人都能看到的景象中，你还能看到什么。为什么叫凝视，因为看有点儿突然一下，凝视就静下来了，静下来之后你就进入一种冥想状态，就像瑜伽似的。这会儿你眼睛还是睁着，但是会恍惚起来，这种看不是三维的，往玄里说就叫感觉或者直觉，这就牵扯到人的潜能。为什么我喜欢说“摄影就是直指心性、立地成佛”意思在这儿，不要惊慌，就进来了。眼睛就是一个晶状体，什么也不是，眼睛特别中介，眼睛跟镜头一样，镜头是外加的滤色镜，我是这么想的。

拍摄局部最过瘾

当我拍摄一些人物局部的时候，我开始拍也有顾虑，这能成立吗？比如说拍脚还好一点，特别是脑袋切了，底下还挺全，这主儿严重违规，但拍完之后自己一看，觉得还行，能成立，最后连脚也去掉，就剩屁股中间那一块。脚也是有表情的，从视觉的角度上观察其实和我们以往说的观察是两个概念，以往的观察都是文字的观察，都是约定俗成的，都是摄影没有出现以前的眼睛的观察。摄影出现了，就不是人的眼睛的观察，摄影出现是要开掘人的潜能直觉的，因为人眼早有，盘古开天就是人的眼睛，所以这些秘密你看不见，只有在180年以前的时候，上帝把这个武器给了人类的时候，人类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看到、感觉到我们身边这么多秘密，才发现这么多东西，我觉得从这块开始入手谈摄影，才算是起步，才最过瘾。

时代的符号

任曙林的影像聚焦于人，在他眼中，不仅是人物的面部具有表情，他们的肢体语言、着装、背包、鞋子等一切符号都具有表情，这种表情正是摄影师需要抓住的，画面中的挎包便是一代人对于校园和青春的回忆。

80年代的男女关系

那个年代首先男女生的关系还是比较正常的，老师还要经常鼓励男女生一块做事，叫打破男女界限，后来慢慢就是自然而然改革开放了，男女生交往就不用打破，自然而然就来往了。那会儿来往是很正常的，就是说学校一块做事，放学男生到女生家，家长看到了，说喝点儿水或者怎么样，照顾照顾同学，不会多想，然后你喜欢一个女生，你放了学，你还跟这帮哥们一块走，你们自己一块学习，一块做点儿事情，也就如此而已。

我携理想 走过青春 赵迎新

1986年，《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这本至今都畅销海内外的摄影教材经典第一次引进中国，而作为当时的第一批读者的赵迎新，却在二十多年之后推动此书的再次修订，使其更贴近时代，让现在的读者更加受益。可谓是跨越时代的坚持与奉献精神。

编者按

周六的下午，赵迎新女士如约来到了我们的采访地。她一袭风衣，有种特别淡然的气息，却并不是那么有亲近感。但是在谈话间，我就全然否定了之前的判断。摄影记者出身的她会非常细心地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她的身上有种岁月沉淀的气质，言语不急不缓，听起来很是舒服。在聊起她的上世纪80年代时，她的言语变得活泼起来，热血从字里行间不时地飘散出来，透过她的声音，我甚至能想象到她大学时一派积极热情的状态。她还特意带了两套《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一套是她大学时买的中国第一版，她甚至用白皮纸将其好好包裹，还有一本是经她手修订的最新版，书页中还贴了很多标签。在翻看时，前者是怀念、敬佩，后者是骄傲与欣慰。

年少的选择 一生的坚持

“上世纪80年代正是我十几、二十岁时，我凭着对于摄影的热情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摄影专业， 1985年至1989年，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那时新华社觉得需要一批年轻的、专业的，具有新闻专业素质的摄影师，所以有了这个专业，作为新华社的代培。所以毕业之后，我进了新华社，而我的一辈子也跟摄影再也离不开了。”

曾是学校协会积极分子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也并没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倒是有件自豪的事情。在大学时，我们学校成立了一个摄影协会，当时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一些专科的学生，就是已经上班了的社会上的人。我就很积极地加入了协会，还任了一个职位，这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很值得拿出来一说的事情。就像在中学时，我家里有一台海鸥相机，我经常会给同学拍照。在学校运动会时，我很踊跃地表现自己，主动要求承担摄影的工作，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八零年代记忆

Q：那个年代的摄影氛围是怎样的？

A：当时，我们刚可以接触到些国外的东西，都感到很新奇。国内也有很多刊物可以发表作品，也会有些展览，那个年代还是比较自由，开化的。

Q：那你们当时有什么比较受欢迎的摄影书吗？

A：1986年，我大二的时候，《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引进中国，当时老师就推荐给我们，我们班基本上每个人都买了一套，感觉如获至宝。这本书，我一直都保留至今，我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时候，也会时常拿出来翻看学习。因为这本书是一个教育家编著的，而不是摄影师，它有比较完善的摄影教学系统，能让人循序渐进地学习，且能激发读者的创造性。

Q：其实这本书应该是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书啦？

A：是的，这本书至今国内有三个版本，第一版就是1986年这版，这本书是编译过来的，所以中间会有些内容的减少，但是它的翻译语言却是最生动的，阅读起来很舒服，而译者也是很有名的翻译家孙建秋；而第二版是2000年出版的，这本是直接翻译而来的，所以要比第一版的内容要全，但是翻译语言方面就差些；第三本，就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2010年出版，增加了数码的部分，这本书也是我到中国摄影出版社做的第一本书，因为当时和这本书的编者DonSheff一直都有保持联系，他也一直要求增加数码的部分，但是他最初是想单出小本，但是基于大众对于《纽摄》的认知，最终还是坚持原作风格和内容的原则进行了修订。其实能将这本经典摄影教材完善也是令我特别欣慰与骄傲的。

Q：上世纪80年代对你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A：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处于学生的状态，正是一个人形成世界观、价值观的时候。而当时的一些选择也决定了我现在的生活走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有理想的。我从当初的一名摄影爱好者，再到摄影系学生，之后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再到现在从事摄影出版行业，都跟摄影有关系。这么多年，我一直对摄影怀抱着最大的热情，而那个年代教会我最大的东西就是坚持。

我与海鸥共同成长 周文亮

作为海鸥相机厂史上最年轻的厂长，周文亮对整个中国的相机工业相当熟稔。我们也跟随着周文亮的回忆，探寻了上世纪80年代海鸥相机厂经历的辉煌与困境。

编者按

与周文亮的对谈是从上海老相机制造博物馆开始的，周文亮不厌其烦地带着笔者从中国相机制造的元年讲起，全凭记忆讲述了整个中国相机制造业的发展。虽然白发已经多过了黑发，但是这位海鸥相机厂史上最年轻的厂长依然声音洪亮，精气十足。

在回顾了整个中国相机制造业之后，我们的谈话依然觉得不够尽兴。于是在周文亮的带领下来到了田子坊的一间咖啡馆，换了环境之后的他也卸下了讲述者的身份，更加从容和优雅地谈起了曾经在海鸥厂工作的经历。咖啡馆是他与朋友共同经营的，咖啡馆里的几个陈列柜里放有周文亮收藏的各个时期的相机，虽然都静立在那里，但仿佛还是当年刚出厂时那样铮亮。

上世纪80年代在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海鸥厂上班，而另一半的时间几乎都在进修学习，当时是没有想到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怎样，就是单纯地想要提高自己，为国家做出贡献。——周文亮

八十年代有一半时间用来学习

我是1975年进海鸥厂的，刚进厂的时候是250个学生进厂，一共有四个共青团员，我是其中之一，当时优秀的人选拨给领导开车，领导开车的司机需要思想好的人员。当时刚刚确定下来厂要搬到松江去，那时是东亚最大的照相机厂，我就是那时候被招进去的。到现在已经40年了。
在1985年开始做的厂长秘书，这之前就出去读书，我当时觉得没有文凭是不行的，拿了文凭回来之后，到了厂长办公室做秘书，到了1987年的时候做了厂长办公室主任，1989年又去学复旦的管理专业研究生。读完硕士回来1992年做了副厂长，等于说上世纪80年代有接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学习的。1985年之前基本在学习，1985之后基本在厂里。所以才说在上世纪80年代期间。当时是没有想个人的利益，单纯地想要提高自己。

竞争关系开始

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人们的生活状态还是比较平静的，特别是1985年之前大家的工资水准比较低，像学徒工月工资是17.84元，一般三年结束拿到的月工资是36块钱。都是国家限定好的，因为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大家只要完成任务就好，大家还比较单纯。

后来从1985年开始上海试点10家企业，可以增加工资，一级工资是6块钱，一个部门两个名额。所以从那时开始，大家开始有竞争关系了。有了竞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变得复杂了些。

中国最早的相机测评

当时我在海鸥厂虽然接触器材很多，当时刚刚工作的时候是开车，但是开车之前需要和厂里的老师傅学习一年基层工作才可以。所以我就分配到车间，负责照相机装配好之后的实拍测试工作。主要就是测试相机的功能是否正常，快门曝光是否正常，有没有漏光，胶卷是否正常装卸。当时测试拍摄没有固定的题材，也就是公园随便拍拍。我们一般每一批有新相机都会找上海的摄影师来试用，红旗啊、DF啊、300相机，都试用过。

八零年代记忆

Q：海鸥相机在1980年代销量怎么样？

A：当时全国有34个照相机厂，1980年代海鸥相机占地有14万平方米，全厂上下五千个员工， 是当时全亚洲最大的相机厂。当时的销量差不多能占到全国销量的70%，最高的时候甚至销量达到过90%。

Q：你觉得20世纪80年代期间海鸥生产的相机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A：最大的困难还是我们的基础工业不够强大，导致很多材料和磨具无法达到工艺水准，比如机身的用钢材，如果纯度不够就会对零件的耐用度造成影响。但随着一些技术的引进，我们的相机质量也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Q：引进指的是当时美能达的技术？

A：当时引进美能达的技术花了1亿元人民币。这个技术引进之后，不仅对相机制造，对整个上海原材料基础工业也带来了很大贡献。

八零年代 先锋

我的文化启蒙年代 李媚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内的摄影杂志迎来了一个爆发的时期，而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摄影》作为国内先锋影像类杂志也影响了一代摄影人。

编者按

在1949年以后，国内文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而伴随着1979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文化思想也正式迎来了启蒙的年代，这种启蒙最先影响的便是文化工作者，在摄影评论家李媚眼中，它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迷人的时期。她从封闭中走出，伴随着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大量引进，她开始创办《现代摄影》杂志。我们的采访便是围绕着这本对中国摄影艺术影响深远的杂志而进行的。

文化思想的启蒙年代

上世纪在80年代之前，国内是没有民间刊物的，摄影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现代摄影》的创办，便是要改变这一现状，做一本先锋的、与摄影艺术相关的刊物。而对于整个80年代而言，作为媒体人是没有选择的年代，在社会文化思潮中，这本杂志同样没有选择，它必然是一本小众的刊物，一方面希望通过摄影杂志来推动中国摄影生态，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把它当做一扇窗子，将西方当代的影像介绍到国内来。

媒体的最后一代 理想主义者

每当有人与我谈到对上世纪80年代的看法，会有两个词避不开：“理想、浪漫”，在我看来，80年代是一个具有理想的时代，它在我眼中并不浪漫，反而更多的是挣扎与困苦，大部分人都苦于没有出路，但是困苦并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苦难是成长的必要条件，而今天面临的精神深处的困苦是说不出来的，甚至会使人麻木，那个时候的苦是更多是显像的。我们当时做《现代摄影》完全没有一个发行和所谓的经营体系。我们不认为办一本杂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最后《现代摄影》消失和我们没有成功的经营模式有直接关系。记得当时，我在香港见到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他带我到大厦里面看了30多本杂志，有《阁楼》、有《马经》等等。他问我为什么办《现代摄影》， 为什么?我说为理想啊!他就笑了，他说理想，理想是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客户需要，你这本杂志早晚是要关门的，但是当时我很不屑，我说你根本不了解中国内地，完全可以凭着文化理想办一本杂志，理想就是一切。在这种单纯的理想后面支持的真的是激情，尽管这种激情现在看来非常可笑，但是我非常珍惜它。

八零年代记忆

Q：你怎么看待《现代摄影》在80年代的地位？

A：《现代摄影》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都很孤独，一方面因为它的先锋性，所以它和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这使得《现代摄影》成为了一本先锋小众读物，所以在80年代它面临着批判。另一方面，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受到老的、保守的观念排挤，所以可以说它是在夹缝中生存的，但又如石头缝里的草，非常具有生命力，所以它的影响主要在艺术圈中，很多美术学院的老师、学生、艺术家都在看这本杂志，现在当红的艺术家谷文达、刘铮、荣荣等一批艺术家都受到了现代摄影的影像，可以说它的影响是在深层的，是在艺术创作和理论层面的，它并不是迎合大众口味的。

Q：《现代摄影》的停刊主要原因在于什么？

A: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意识到《现代摄影》在国内是没有土壤和生存环境的，也就是摄影师不具备创作思维，例如抽象表现的摄影、观念摄影，很多摄影师是看不懂的，所以我们想做一本与社会发生联系更大的图片杂志，《现代摄影》并不是停刊，而是改刊，改名叫做《焦点》，我们曾经策划了很多与社会问题相关的选题，第一期的选题便是失业问题，随后做了“文化大革命”30周年的专刊，粮食问题，环境问题，中国工会问题等等，可以说是通过摄影来对社会产生影响，这么做也是缘于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一种精神，担当社会责任、做一本刊物的社会责任。

我用镜头记录先锋 肖泉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的先锋人物开始崛起，那些我们今天熟知的导演、音乐人、画家、作家开始了他们艺术道路上的探索，肖全用自己的视角记录了那个时代最清纯、带有激情的影子。

肖全以20余年前拍摄三毛成名，15年前出版的摄影集《我们这一代》至今仍为人乐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艺术界风云一时的各色人物，如张艺谋、姜文、北岛、史铁生、王朔、崔健、窦唯等，其精神气韵都被他镜头精准捕捉，并展示了一个时代永恒的理想与温存。

编者按

在上世纪80年代，那些如今已经成为风云人物的艺术家们才刚刚起步，这些“代表”们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名气，在肖全看来，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通过自身特有的技能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在各个艺术领域，他们用诗歌、电影、舞蹈、音乐来传达对生命和世界的理解。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王朔、王广义、张晓刚、陈凯歌、张艺谋、姜文、陈冲……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肖全的镜头下展现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风华正茂的他们被肖全定格于黑白照片间。而他近日将自己的作品重新整理，在成都展出，再次掀起公众对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我们也与他共同谈谈那些成长在80年代的“大腕”们。

从飞行员到摄影师

肖全本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摄影师。他从小喜欢画画，进入部队后，爱上了摄影。他每月不到10元的补贴，大部分用来买摄影资料，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法国有个叫布勒松的摄影家，用徕卡相机拍摄他熟悉的巴黎；一个叫卡什的加拿大人拍摄了二战时期自信坚定的丘吉尔……1983年，肖全的父亲给他寄了180元，他花了169块买了台海鸥205旁轴照相机，那时他意识到自己有了制造影像的‘权力’，也就特别爱用相机来说话。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肖全从空军退伍转业回到成都，进入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很快身边就有了何多苓、翟永明、钟鸣、柏桦这样一帮文艺圈朋友。 “大家平常喜欢一起玩儿，我在旁边给拍照片，根本没计划，也没目的。那时他们也还没名气，今天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那个年代的相机还不多，大家也没现在忙，时间多，拍着好玩。”

诗歌的黄金时代

1986年，四川《星星诗刊》在成都评出了“中国十佳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纷纷来到成都，肖全自然也被找来为大家拍照。“那天四川作协的大楼人潮涌动，会议室的门被严格把守，北岛在簇拥之下挤进会场，几个窗户全被人群挤满了，阵势完全不亚于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娱乐明星。”肖全回忆说，“星星诗歌节”会场的火药味很浓，有四川诗人对北岛进行批判，认为北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北岛虽然脸色不佳，回答却非常坚定，“我认为诗人应该靠作品说话，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诗歌论争虽然激烈，但随后的节目表演也很精彩，诗人们陆续登台表演，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肖全还清晰地记得顾城非常不适应这样的场面，“他根本不管那些前来要签名的诗迷，直接就用胳膊肘左右开道，硬是从人群中挤了出去。”

“星星诗歌节”结束后，诗人们一道去成都望江公园玩，肖全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北岛就像个小孩，跑几步就坐在草地上让我拍照。临走之前，顾城、北岛等诗人都领到了 100元“舞台演出费”。顾城非常高兴，他说成都人简直太好了，不如天天在这办诗歌节，卖门票，直到最后一名观众。

八零年代记忆

Q：你的拍摄中有没有受到拒绝？

A:我拍《我们这一代》，就想记录他们，给他们一个在那个年代真实的形象。刚开始也有些别扭的，比如王朔，根本不让我拍。那是他最火的时候，每天都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电话采访。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知道你是苏童、叶兆言的朋友，我也相信你拍得好，可我实在不愿拍照，何况咱俩又不认识，除非某次吃饭自然而然的认识，那样我接受。后来我给刘恒打电话，刘恒过了会儿和我说：“肖全，赶紧给王朔打电话，我跟他说好了。”后来我跟王朔说对不起啊。王朔说，嗨，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明天下去三点钟到我家来，告诉你怎么走。去他家后我请教了他一些出版方面的事情。

Q：你对拍摄者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A：我拍完一个人后，会去爱这个人，去袒护他，不愿意听人说这人不好。拍完他们我就似乎是把他们占为己有。《现代摄影》的李媚说我拍照片，恨不得跟每个人谈恋爱，拍谁就爱上谁了，谁要说巩俐不好，三毛不漂亮啊，我就特难受。

激情爆发与文化烙印 1980年代艺术家

上世纪80年代，正值青春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他们文艺道路上的起步，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摄影师肖全用镜头记录了这一时代的艺术家群像。

姜文的秘密工作室

北京三环路边，在一片家属楼里，有一处白墙红顶的小楼，我和李尔葳推门进去，一位穿着干净的小伙子打招呼说：“请等一会儿，大哥在忙”。我明白他说的“大哥”就是姜文。小伙子按“大哥”的吩咐带我们楼上楼下四处参观。我开始看那些贴在一楼两间房里的电影海报，这些海报和工作照片全部与姜文的历年拍过的戏有关：《红高粱》、《芙蓉镇》、以及他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看完这些，”大哥“的称呼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姜文停下了手中的活儿，首先看了我带去的一些《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和一些我的肖像作品，在看过我的作品后，姜文说了一堆好听的话，他一看表，时间不早了，他说这几天，事儿挺多，过几天要去参加香港电影节，认真起来，知道这是在工作，而不是一般性的记者采访，可以瞎对付。

画坛当红夫妇

刘小东在这几年红的发紫，他是“新生代”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我为刘小东和喻红拍摄照片。很愉快。他们在镜头里非常吸引人，这是一对“艰难”的夫妻，据说他们正是在美国旅行时举办的婚礼，喻红对此婚姻坚定不移。后来他们主演了王小帅的黑白电影故事片《冬春的日子》，反响不俗。

我在拍摄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是何等年轻，个个风华正茂。其实我又何必去执着那个相呢，青春怎么可以常驻，每个刹那间的生命都在改变。——肖全

崔健成名

有一年中秋节晚上，在成都，诗人万夏、画家田野一帮人带队，在郊外的一个发电厂里玩通宵，男男女女一群人，点着蜡烛跳舞，田野放了《一无所有》，说是崔健给他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过崔健这个名字。后来，崔健来成都做全国巡演，我拍了他演出的现场，他说很喜欢。一次，我和崔健、王晓京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我见一堵旧墙和TV的V字，正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便请老崔下车来拍这张照片。

剧照摄影师

我曾担任张艺谋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摄影师，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回他家，出租车在一片别墅区的花园，门口停住了，张艺谋叮嘱我，别透露他的这个秘密住处，他知道我有不少记者朋友。第二天一早我去做图片，张艺谋对我讲：肖全，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护，我的电影一般都是七十几个国家发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丢了，那些发行商没有剧照，全世界都要追杀你！一周后，我抱着两大箱底片回到工作室，张艺谋哼着小调和我做图片分类，他看着这几千幅图片说：瞧，刚开机那阵我还挺年轻，戏拍完了，我怎么老成这样了？说完又笑了，脸上出现一堆褶子。

职业摄影师的第一单

我在认识杨丽萍之前，看过有关她的很多介绍。我预感到有一天，她会站到我的镜头面前来。这是我十分特殊的一天，上午正是办完了辞职手续，下午就乘上了一架波音飞机直奔北京，当飞机离开地面腾空而起时，我告诉自己：新的战斗开始了。到北京天已经黑了，杨丽萍来机场接我。她跟我握手，这是我握住的一只极其异样的手，她的舞蹈，她先进的孔雀的标志，就是这只手表演出来的。在车上，我们就开始做拍摄计划，这是我做职业摄影师的第一单活儿。

好在20年前我为他们，也为自己留下了光荣的影像。此时此刻，我们大多数人正在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肖全

诗人的时代

四川《星星诗刊》在成都评选出中国十佳诗人，北岛来了，他被一群人簇拥着挤进会场去，墙角那边是一些四川诗人，有的长胡子，有的穿着军大衣，我叫不上他们的名。正是这群人，开始了对北岛的批判和进攻：我们认为北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穿着一件灰色羽绒服，透着黑色花点毛衣，身高一米八的北岛终于坐不住了，他面色不佳，然而他的回答却是寸土不让：我从不认为我能代表一个时代。我认为诗人应该靠作品说话，而不是靠什么“主义”，我想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

一生的遗憾

史铁生的家在雍和宫边的一个小院子里。他的父亲为我拉开了一扇发出声响的小木门，光着背的史铁生，乐哈哈地坐在轮椅上向我们打招呼，他身体很壮，要不是双腿的病，他完全可以驰骋在体育竞技场上。我大概是铁生在旧院子里接待的最后一名远道的客人，他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搬新家了。铁生搬家后，我去看过他，至今我还欠他三幅图片。他对我说：我一直想要三个人的图片，一幅是美国田径明星卡尔·刘易斯奔跑冲刺的图片，一幅是卡拉扬指挥的图片，还有爱因斯坦。

吕澎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

吕澎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勤奋和比计算机还快的脑子，再加上他的行动力。在他筹划的首届“广州双年展”期间，我与他奔走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去见各路英雄。从“广州双年展”起，中国当代艺术踉踉跄跄地走上了西方那条既学术又商业的道路。吕澎对我来说，是要记住他一辈子的，是他把我“拖下水”，开始了我几年来的漂泊生涯。用他的话说，“是在有效的运动中不断寻找机会”，才有了我的今天。

八零年代 影响

我在文化启蒙杂志 阮义忠

上世纪80年代，台北文艺圈正红火热闹的时候，阮义忠这个宜兰乡下来的青年挎着相机，拍下他心中最具诗意与温情的台湾民间。他的著作《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传到大陆之后，影响了一代摄影人。

编者按

一只啄木鸟在三影堂的庭院里悠闲踱步，阮义忠昂首踏步从石径上走过，衣襟当风，那鸟惊地扑棱了两下翅膀，待风过去，又安稳地啄起食。似乎鸟也知道，这老者身上的王者之气，终归是没有侵略性的。这般意气风发的阮义忠，与我在其他场合见到的他有些不同，此刻的他胸襟微张，施施然带一点快哉之气，直到进入三影堂的图书馆大家坐定下来，他的兴奋状态依旧保持着。这兴奋来自一下午的暗房教学，那里是他的绝对领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访谈进行的十分顺畅，老先生快人快语，半个小时把我们愉快地打发走，至于他，还要继续回到暗房，享受一个摄影劳作中的美好黄昏。

踏遍台湾的每一寸土地

上世纪80年代我就是天天拍照，放照片，写文章，教学。那些年我几乎把台湾的每一寸土地都走遍，每一个乡村都记录了，每一个所能写的故事都写了。我将台湾的黄金年代，也就是对农业社会的最后一瞥扫描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这些图文书里面。我实际用眼睛、用我的脚，用我的全部的情感、热情、时间跟这块土地发生很密切的关系。我活在我一个人的世界里，全力以赴做事情，没有时间应酬，也没有时间去注意台北的文化圈怎么发展，因为文化圈永远在都市，所谓的精英人士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只对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感兴趣。

太太即是我的翻译官

当时，就我太太替我口语翻译一些，她还不是很情愿，她说她要睡觉，很累，我说你读一页吧。我用录音机录，录完第二天整理，或者我就不要整理，这样照抄没有意思，我应该把我的心得写进去，因为我读图有读图的观念。我的三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跟《摄影美学七问》都是在同一家餐厅的同一张桌子写出来的，那个外在的环境跟菜市场一样乱，我早上在那里写，每一篇都是一天之内写完。

八零年代记忆

Q：上世纪80年代末期，你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陆续引进到大陆，给大陆摄影界带来了轰动，影响了一大波的摄影青年。这样的局面，你在写作的时候有预料吗？

A：我写那几本书，只是希望跟人家分享而已。既然我吸收了世界上那么多摄影资讯，我就从我的角度把我的感觉表达出来。先是写成文章在报纸连载，没想到影响那么大。因为那个时候《雄狮美术》是在纽约和巴黎都有得卖，虽然是少数几个特别的书店，可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已经开始读到，等到出书之后，影响就更大了。我没来大陆之前这本书已经在大陆出版了，等到我来了，他们给我版税，说：“不好意思我们先盗版你的书”，我说：“欢迎盗版。”

Q：当时你在做的事情是拍台湾本土的故事，你为什么会想到去看国外的摄影作品？

A:我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我一听音乐就听全世界的音乐，我被民族音乐感动，所以不同民族的音乐我都要听，我有两万多张黑胶唱片。作为一个摄影人，我更想要了解全世界不同的摄影师在做什么，所以我大量吸收了国外的不同地区的摄影资讯，订阅杂志，买影集。我是没有兴趣则已，一有兴趣就要深入接触优秀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对摄影的了解是跟世界潮流同步的。

Q：上世纪80年代在你的回忆当中是什么样的？

A：说实在的我并不觉得上世纪80年代跟今天有什么差别，我随时都活在一种把全部身心灵聚焦在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上面的状态。现在是21世纪了，可是我每天的生活都抱着同样的初衷，看到什么有兴趣我就会一头栽进去，然后投入拥抱它，所以坦白讲任何时代对我来说都是同一个时代，我真的是这种感觉。任何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此时此刻，我会投入最大的关注在那一瞬间。

Q：每个年代总有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在拍摄中，你感知到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印记是什么？

A：你真的要拍照的话，那个时代，农村里人跟人之间是彼此信任的，土地还没有被过度破坏，所以一切都很和谐，我适逢其时，享受了台湾最美好的诗意，然后我也成长了，90年代我开始放眼国际，没有精力继续关注台湾的后续发展。

我踏上陌生国度 阎雷

上世纪80年代初，年仅19岁的法国摄影师阎雷第一次来到中国，除了他随身携带的相机外，他还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他要看看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家的样子，在这里，他留下了一段段难忘的回忆。

编者按

二十五年过去了，阎雷的上世纪80年代除了美好的回忆甚至一无所有，但他对此无怨无悔。他也绝对想象不到当初那个青年的决定给他带来了那么巨大的改变，甚至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生活。近日，阎雷由于在中国出版图书而走进了国内摄影人的视野，我们也借此与阎雷展开了关于他的上世纪80年代的对话。

对中国的向往

1979年，当中国一夜之间突然向世界敞开了它的大门，批准第一批旅游签证时，我自己仿佛体验了一把类似主显节一样的经历，我好像预见到了未来一场有关中国的旅行，感受到了那种显然的天命。他让我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无论身体还是灵魂——深深沉浸到那个广袤而伟大的，生活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人类文化中心当中去。十六岁时，我就下决心要活出一番不同的样子来。作为一名无忧无虑的少年，我所拥有的资源仅局限于要实现这个不可能事情的强烈野心，我的幼稚人生观，我的情绪化，还有我的无知。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孤独、恐惧，还有彼时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度所带来的诸多困难，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未知数。

你或许曾经见过他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如果你在北京某一条大街或者胡同里，见到一位身上挂满徕卡相机，脚蹬一辆破自行车，脸上扣着防毒面具的“老外”在那里东张西望，时不时“摄”两下的，那八成就是阎雷。他1962年出生，到今年53岁，自称属虎，法国布列塔尼人，属法国少数民族。阎雷说这个民族的共同特点是才华出众，性格固执，喜欢离家出走。阎雷当然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这些传统。从14岁他就开始周游世界，1981年，他19岁的时候第一次到中国，之后他总共来了多少次，他自己也数不清。

不会受骗的“老外”

阎雷最爱吃的中国菜是“宫保鸡丁”和“糖醋里脊”，属特无聊的两道菜。阎雷的汉语说得非常好，与他交流不会有什么语言上的障碍。每当有中国人夸他汉语说的好时，他总是很“谦虚”地说“一般吧，比你好不了多少。”据说有一次他到一个中国餐馆吃饭，服务员见是一个外国人进来，便互相小声说“来了一个老外，宰他一顿。”阎雷听见后，大声说：“你才是老外！想宰我，没门。嘿嘿！”

八零年代记忆

Q:你觉得上世纪80年代中国年轻人有什么特点？

A: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与现在很不同，首先那个时代很特殊，整个社会都在走向开放，所以年轻人对社会的反应很强烈，他们关心社会。而今天，大部分年轻人都陷入了自我的世界中，80年代没有“自我”这个词，大家都很集中，特别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人，会聚在一起跳舞、读书，讨论社会问题，如果谁那个时候能拿到一份英文报纸，那可不得了，很多人都会聚在一起来讨论国外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说，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会比现代更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活力。

Q：上世纪80年代中国很时尚吗？

A:那个时候的中国甚至比现在还要时髦，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大城市的发展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可以看到，全部的先锋时尚都涌入中国，男士们会穿西装打领带，而女士们的连衣裙和挎包也都很精致，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时尚、法国的时尚、英国的时尚都进入了中国，而这时的中国人会全盘接受，虽然不加选择，但相比现在的中国，那时候的人甚至更在意细节。

惊奇与冒险 外籍影人中国行

摄影家阎雷与他的朋友们在中国开启了三个月的旅行，旅行中他们带着惊奇去发现陌生的国度，当然还有那些至今让阎雷难忘的摄影经历

社会的速写

我们启程踏上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冒险。一到机场航站楼，我的画家朋友西蒙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画起来。他很快就学会了不去等待事情的发生，于是拿出铅笔，速写一些形状，留待到宾馆后再仔细重温。四个“蛮子”全然自发的行为引来了路人的好奇。他们驻足旁观，吃惊地看着几个外国人如此自然地做着如此出人意料的行为。在中国，你可不能随便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支画笔画那些日常琐事。围观我们的人有十几个，他们吃惊的同时又对我们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创作的中国形象极感兴趣。对他们来说，在来访的外国人那里发现一个与自己的经验如此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既令他们感到不安，又让他们十分尴尬。这样的经历每天都在进行，但是直到那天在北京火车站，形势开始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像任何一个中国的车站一样，大厅里挤满了踟蹰的人们：穿卡其布军上衣的农民萎靡不振地坐在建筑工地用的防水油布上，留平头的便衣警察，候车室里的城里人，穿开裆裤的小孩儿，一切都那么扭曲又天真。斯瓦兹克，韦利和西蒙正在画素描。车站里所有人都看到了画布上的自己——他们挤进了一个红红绿绿的车站，他们是无名而疲惫的，却又被这个等待和抛弃交织的时刻所深深吸引。

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与现在很不同，首先那个时代很特殊，整个社会都在走向开放，所以年轻人对社会的反应很强烈，他们关心社会。而今天，大部分年轻人都陷入了自我的世界中。——阎雷

荒诞六小时

当西蒙在北京火车站展开自己的画作以便让我拍摄时，局面突然第一次急转直下。旁观者将我们的行为解读成反对中国的举动，警察出动，把我带到一个公安机关去问话，在那里我度过了卡夫卡式荒诞而恐怖的六小时。我的行为让警察们觉得颇不舒服：我竟然主动开始自我批评。还站到了桌子上！我解释说：“我只是一个来中国学习伟大的中国文化的笨学生，但是我们学得慢，理解得也慢。”我的忏悔让形势得以缓和。我又开始自己审查作品，黑点将成为这幅作品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中间打太极的警察被我用一团墨水给涂了，躺在车站地上的一个未完成的脑袋也被涂掉了。这幅作品应该叫做“自我批评墨水覆盖下的北京火车站””直到十五年后，那些被审查掉的人物形象才缓慢地穿越墨水，重见天日。

对少数民族的好奇

那时贵州安顺也刚刚对外国人开放。我们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安顺是一座让人晕头转向的迷宫，通道旁边都是古老的木头房子，这座城市仿佛停留在了另一个时空里。每逢赶集日，不同少数民族的人们就会聚在一起，形成一场色彩斑斓的狂欢，银色的首饰、红色和黄色的雨伞，与千里之外处处弥漫着灰色阴影的大城市全然不同。我们学会了辨认瑶族，他们黑色的衣服上总是装饰着红色的刺绣；而苗族则对蓝色情有独钟，尤其偏爱几何式的设计、首饰和羊头缠头巾；还有布依族和他们的蜡染技术。

阎雷不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也从不自称是艺术家，他只拍摄他认为很美的“故事”。—— 那日松

山村照相馆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南部山区的民族多样性。对那些生活在偏远山谷的村民来说，我们这些欧洲人的到来是令人不安的。路过的人们脸上露出来的首先是惊讶。对他们来说，我们的存在是不可思议而令人吃惊的。他们盯着我们，眼神中流露出好多不可言语的问题。然后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念头、一个微笑和一个姿势就会缓和他们的惊奇。你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点，慢慢来，千万不要强行打破固有的节奏。这些脸庞启发了一系列照片的诞生。斯瓦兹克、韦利和西蒙准备了一幅巨大的色彩缤纷的花布作为背景，同时为我准备了一台宝丽莱相机拍摄人物肖像，并送给村民们。人们带着一种惊喜感融入到游戏当中，他们陆续来到花布前面。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农民在她的自行车旁边摆出了亚马逊族女战士的姿势：一位苗族妇女带着骄傲而甜美的微笑抱着她的宝宝；活动和礼物大受欢迎，以至于第二天两百多人在我们旅馆前排起了长队，挥动着他们的右手。这正是甩干宝丽莱相片的动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一次文化启蒙，对成长于那个年代的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是如此怀念那段贫乏、简单，而又充满激情的岁月，其拥有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十分丰富。

拍照再次惹麻烦

我们的运气并没有持续很久。警察把我们限制在宾馆里，因为违反了在禁止区域开展活动的条例，城市周围的区域尚未放开。他们像对待囚犯那样给我们拍照。正面一张，左侧面一张，右侧面一张，手指蘸上墨以采集我们的指纹，接着双方针对不可避免的自我检讨开始角力。我们拒绝用中文签名，“这个错误是无意犯下的”。这块区域并没有标志-用英文-注明这里是禁区！经过三天的协商，罚款被定在了每人50元。

疯狂至极的举动

在上一事件结束的两天后，我决定再去为苍翠茂盛乡村多拍一些照片。为了躲开守在我门口的警察，我把几张床单打成结顺着窗户爬了下去，并截住了经过的第一辆小摩托。司机开心地决定邀请我与他的父母共进晚餐。我被他带到一座两侧竖有塔楼的奇怪的要塞前，沉重的铁门缓缓打开。我发现这处营地里到处都是穿着棕色衣服、腿上戴着脚镣的男人。司机的父母是这里的监狱看守！简直是愚蠢和疯狂至极！我偷偷地从宾馆逃出来，竟莫名卷进了一座监狱，一边周旋在各色人之间与监狱长把酒言欢，一边祈祷千万别被他们发现我的照相机。

八零年代 执着

我创造相机博物馆 陈海汶

陈海汶凭借着对摄影和传统制造工业的热爱一手打造了这间中国唯一保存了整条相机生产线的制造博物馆，通过馆内藏品藏品，重现了中国制造工业的兴衰。

编者按

笔者对陈海汶的采访约在了他的办公室里，因为时间紧张采访只能约在当天的下午，下了飞机笔者就直奔他办公室，一面巨大的毛泽东像挂在办公桌后面，办公室内还有一整个柜子他用过的照相器材。

可能是和媒体打交道多了，陈海汶没等我进入状态就开始侃侃而谈，从海鸥相机聊到老相机博物馆，从初学摄影到现在的公司。随着采访渐入佳境，陈海汶手里的烟也抽到了第三支。当我问到他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上世纪80年代做过最疯狂的行为时，他深吸了一口烟，仔细地想了一下回答说：“从单位辞职自己下海就足够疯狂的了。”他说：“辞职让我一下掉入一种绝望的状态，自己紧张恐惧，在这种状态当中最后寻找一条生路，大家都不知道下海会怎样，三天睡觉做噩梦，惊醒。”

与海鸥相机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我的我和现在的状态是一致的，全部是围绕着摄影。我在1983年的时候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是海鸥4B。因为买不起海鸥4A，当时海鸥4A是160块，4B是120块。为了买相机，钱不够还借了点儿。因为我当时是在上海的育人摄影学校学习，可以说育人是上海摄影界的黄埔军校。后来就去了黄山，边工作边学习摄影。刚去黄山用的还是我那台海鸥4B，后来单位发了海鸥DF，还配了三个标头，还有个日本的变焦镜头28mm-200mm，挂着这个镜头就觉得自己是艺术家，但是还是海鸥的三支头素质高。现在看留下的好的黄山照片都是DF拍的。

一张照片的改变一切

我记得当时我在黄山拍到一张照片叫《蜜月的梦》，这张照片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因为当时黄山房间很紧张，我在黄山就遇到了一对住不起宾馆的度蜜月的夫妇。我记得那晚我起来，经过玉屏楼的一个很小的小厅时，有个长板凳，长板凳上就是这对男女相拥而眠。安静啊，长板凳上挂了一幅黄山风景照。昏暗的灯光下画面美极了。当时什么都想不到了，就想用摄影把这样的画面表现下来。！！在墙上，调整光圈、快门，用的是400度胶卷。1/4秒拍了两张，不舍得多拍。拍完了感觉心里在颤抖，因为当时的场景和你内心是有共鸣的。当时我就想摄影就是这样的，摄影就该是和生活相连的。拍完之后我就知道，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摄影，所以黄山的风景没有留住我，我就回了上海。

八零年代记忆

Q：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的？

A：我中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摄影，但是那时候没钱啊。所以也就是偶尔借同学、朋友的照相机随便拍拍，但是很感兴趣的。后来1980年代去了上海育人摄影学校才算是正式跨进摄影的门槛。一直到现在，和摄影打了半辈子的交道。

Q：那你应该也算是科班出身了吧？

A:后来算是科班出身，但中学纯粹是爱好。中学喜欢摄影的时候很疯狂，但是当时是没有摄影教材的。我感兴趣就开始自学。我的学校在卢湾区，就到卢湾区图书馆找到两本跟摄影相关的书籍，也是仅有的两本，是苏联的摄影启蒙书籍，这两本基本上是我翻破的。

Q：为什么没有坚持在黄山拍下去？

A：从育人摄影学校毕业之后去了黄山，我在上世纪80年代其实走了很多弯路，当时的氛围和社会的认识是照片一定要拍得漂亮，夜美、星少这种，要拍风光大片。这种拍摄很锻炼人，练习基本功。但是拍久了就没意思了啊，自己就要寻求突破，我就决定还是回到家乡上海。

Q：从黄山回到上海之后对摄影就有了新的理解吗?

A:回来之后当时的生活就是摄影，很疯狂。当时一周在上海每周最少3次扫街，多了有5次。当时和陆元敏两个人像幽灵一样在街上。回过头来看就是自己想要的片子，因为是完全自由的。

我玩摄影精打细算 王斌

30多年来，王斌一直毫无压力地享受着摄影带来的乐趣。他的故事虽然平凡，但却能引起大多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玩摄影的人的共鸣，勾起我们对胶片时代的那段记忆。

编者按

笔者跟很多非科班出身的摄影人一样，在进入影响圈之前，都是一名平凡的爱好者，因此在采访这位影龄超长的前辈时，内心总是极富共鸣。喜欢摄影30多年，谁还没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呢，可这位“老顽童”说起自己刚刚开始喜欢摄影的上世纪80年代，却陷入了沉思，仿佛被我这个问题难倒了一样：“那个时候喜欢摄影的人不像现在这样成群结队，感觉当时我周围拍照片的人就只有我一个，在街上拍照的时候，也经常遭到围观，人们把我当异类，但我挺喜欢拍照的，于是就买了个相机，开始学习拍照片和冲照片，觉得很好玩。”

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我拍了很多照片，但大多没什么想法，拍的也多是身边的人，现在看回去，就像是在看自己小时候写的字，歪歪扭扭的，但当时还觉得很不错。——王斌

自己缠胶卷能省不少钱

和“老顽童”多聊一会就会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摄影玩得挺精通的了。除了和大部分人一样攒钱买相机，学拍照，在家里自己冲印黑白胶卷外，他还说起了躲在被窝里自己缠胶卷的那段日子。上世纪80年代照相馆里的胶卷产品分为三种：大盘胶卷、照相馆自己缠好的独立胶卷以及成品胶卷。起初王斌买的都是照相馆缠好的胶卷，但是学会了冲印照片后，他发现自己缠胶卷并非什么难事，于是买了个大盘胶卷，回家躲在被窝里试着将它缠成小卷：“当时我一个月工资也就40多块，买成品胶卷要一块多钱，自己缠的话一卷能缠40张，也就几毛钱，很划算。”王斌见笔者对于当年的一块钱似乎没什么概念，于是补充道：“当时我请朋友吃一顿东来顺的涮羊肉，大概需要一块多钱。”笔者瞬间对他那些年节约下来的这笔“巨款”有了直观的体会。

北影厂搞来稀缺彩卷

上世纪80年代，彩色胶卷仍旧是稀缺商品，属于专业领域特供，普通老百姓很难买到。而王斌却有了一次意外的收获。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到他所就职的中央党校拍外景，他便跑去围观，摄影师知道他喜欢摄影，便送了他一盘彩色电影胶片，拍完才发现彩色胶卷冲印在当年也很难实现，于是他只能又去北京电影制片厂，找送他胶卷的那个摄影师，拜托对方帮忙冲印。

与解海龙的一次偶遇

“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我拍了很多照片，但大多没什么想法，拍的也多是身边的人，现在看回去，就像是在看自己小时候写的字，歪歪扭扭的，但当时还觉得很不错。”真正让王斌领悟到摄影语言重要性的，是一次与解海龙的偶遇，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海淀区宣传献血的活动，他看到解海龙在拍照，就凑过去和他一起拍，拍完一看，自己的照片和人家的相差甚远，他发现解海龙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会说话的，不用配什么文字，就能传达出准确的意思。这件事对于王斌的触动很大，他也开始逐渐领悟到纪实摄影的核心不在于技术，而是理念。

八零年代记忆

Q:你是如何开始喜欢摄影的？

A:父亲在抗战期间做敌军俘虏工作，转业回北京的时候带回来一台缴获来蔡司相机，我小时候父亲就经常给我拍照，可能是看了很多父母年轻时自己拍的照片，就潜移默化地使我对摄影有了兴趣。

Q:你有想过把摄影当职业吗？

A: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想过，30多年前我把摄影当爱好，现在我仍旧是一名普通的摄影爱好者，在摄影方面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我最忌讳给自己定规矩，能从摄影中获得快乐，对我才是最重要的。

Q:对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期待吗？

A:我自己喜欢就好，很多人看了我拍的照片就问我为何不去参赛，为何不靠摄影赚钱，可我觉得那样很累。即使成名成家了，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样也很累。

我将摄影作为第二职业 李克勤

在上世纪80年代，“第二职业”这个词会给人一种谈虎色变的感觉，是不好好完成本职工作的有力证据。但李克勤却在本职工作中发挥着自己的摄影特长，并在过去30多年间逐渐将其发展成了自己的第二职业，又多了一个自由摄影师的身份。

编者按

在上世纪80年代，能够拥有一台自己的相机，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海鸥双反相机，当年售价100多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1985年，李克勤就买了一台雅西卡FS7，当时售价600左右，可谓奢侈，但这台相机的专业稳定性始终没有能够让他在拍摄时感到安心，于是在1986年，他又投入1600元“巨资”购买了一台尼康FM2专业相机，用来从事商业摄影工作，这几乎花费掉了他16个月的工资。在那个生活并不富足的年代，做出这个决定是需要魄力的，这也足以看出他对于摄影的狂热。

每完成一次商业拍摄，我都感觉自己像是比别人多活了一天，因为一个人通常一天只能干好一件事，但是我却干好了两件事。——李克勤

10个助理夜拍厂里机器

在采访过程中，李克勤一直向笔者强调，摄影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对于商业摄影的用光和拍摄来说，严谨是第一位的，不能像做饭一样，盐少许，酱油少许，而是应该向医生用药那样，严格按照标准执行。”1985年，中国已经开始市场化改革，李克勤所在的国防单位也开始独立经营，向市场推广一些民用产品，也正是从这时起，李克勤便开启了自己的商业摄影生涯。起初拍摄的产品便是工厂里的动平衡量检测仪，而对于摄影的严谨态度，从这时候起便从他的骨子里散发出来：“那个机器有5米长，1.5米宽，就放置在杂乱的车间环境中让我拍摄，直接拍效果肯定达不到我的预期，于是我选择了在夜间完成拍摄。我在车间里找了十个人跟我一起加班，用灯从不同的角度给设备补光，让它和黑暗的背景自然地剥离开。拍摄声势可谓浩大。”

三年拍摄一个酒坛

李克勤对于摄影的执着从一张酒坛的照片中便可看出：“当年拍静物不像现在，拍一张看看效果不好，顺手就可以重新调整光线。我虽然舍得花1600元买相机，但40多块一卷的彩色反转片我也消费不起，为了能够将一个酒坛拍出满意的效果，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每次有客户找我拍片剩下几张胶片，我就赶紧把酒坛拿出来，布好光拍几张，冲洗出来总结不足之处，探索拍摄经验和技术。”

拍完后就像多活一天

其实从80年代后期，我就很享受将摄影作为职业的感觉，但由于我们这代人的职业思想比较传统，我始终没有能够下定决心全职做摄影。2000年的 时候我面临改行，我还曾去一家广告公司面试过摄影师的职位，当时人家也录用了我，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走上职业摄影这条路，而是到一所学校当了机械职业教师。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摄影也给我带来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每完成一次商业拍摄，我都感觉自己像是比别人多活了一天，因为一个人通常一天只能干好一件事，但是我却干好了两件事。

八零年代记忆

Q:当时大家都买什么相机？

A：80年代中期，相机逐渐进入家庭，很多人买的都是国产品牌的相机，其中以海鸥居多，我开始买的雅西卡，但有一次拍摄时，它的快门出现问题，维修时我发现里面的快门扣竟然是尼龙的，这让我对它的信任感急剧降低。为了追求更可靠的专业性能，我买了尼康FM2，因为客户找我拍照片，我不能因为器材不可靠把事情干砸了。其实我当时最想买的是尼康F3，但3300元的售价实在超出了我的经济承受能力。

Q：当年你身边玩摄影的人多吗？

A:我身边不太多，但上世纪80年代的确是开始不断出现摄影爱好者的时代，我当时也会利用休息时间去参加一些摄影交流会，在这些交流会上，我认识了解海龙、贺延光这些现在已经成名的摄影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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