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倪道权 编辑:刘秀阳 美编:周蕾

Tom Stoddart是目前最受世人尊敬的摄影记者之一。在效力于《The Sunday Times》与《Time》之前,Tom的事业开始于英格兰东北部的一家报社。最近据Getty报道,他还被社授予了徕卡大使的称号。在长达40年的摄影记者生涯里,Tom走遍了世界上的每个角落,报道了诸如柏林墙倒塌,曼德拉选举以及萨拉热窝事件(报道中Tom严重受伤)等重大新闻事件。

当你开始自己的摄影生涯的时候,是谁给了你最大的影响?

吸引我成为摄影记者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可以通过图片来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而不仅仅是如同报社摄影师那样,只是使用图片来说明别人的故事。因此,很开心能在DonMcCullin执掌《TheSundayTimes》杂志的时候在那里工作。Don给予了我很大影响,如今我们已经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同时我特别欣赏Cartier-Bresson以及Eugene Smith的作品。Salgado同样给予我另一种影响,是他鼓励我,给我信心再次尝试拍摄黑白摄影作品。

第一次遭遇炮火的伤害是在什么时候?

1982年,这又是一件和Don Mc Cullin有关的事件。我曾经在Beirut一家报社工作,那时以色列军队正在炮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时我很天真,胆子很大。有一次在酒吧里遇到Don,我们聊得很开心,他建议我随后和他一起出去走一走。我们散步的时候,一颗以色列的炸弹直接射到了街上,引起了很大的爆炸。当时,Don教给我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在Beirut的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在那之后,我发现我无法再回去做一名正常的摄影师了——那种平常给各路名人拍拍照片的摄影师。

在萨拉热窝事件中,你受了严重的伤,是吗?

是的,在那之前,我从未受过如此严重的伤。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一个人穿过议会大楼附近的空地,然后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爆炸伤到,把我直接震到了墙外。那次真是伤的不轻,接受了好几个手术。

那你为什么回到萨拉热窝呢?

我曾经有许多时间思考我的未来,从开始坐轮椅,到后来拄拐杖。当恢复了以后我还是想再试试,因此我回到了当初受伤的地方。

我从来不觉得我会因为过去的伤害而一直痛苦。但是这种感觉很难说。当你受伤时,你会感觉自己置身于黑暗之中。过了一个礼拜,人们不再过来拜访你,温暖的关怀就会停止,这很容易让人感到抑郁。幸运的是,我收到了一些鼓励我和支持我的信息,这些信息来自同样在摄影中受过重伤的TimPage(著名的越南战争摄影记者),Tim邀请我与他共度了一天,而这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我认为,受伤使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摄影师。现如今我不能跑得太快,因此我让场景来追逐我,我需要更加敏感,更加专注于我周围的所有细节事物,换句话说,我能看到的世界,更多了。

Sivakasi,印度,1990

在硫磺被运用于火柴生产之前,Sivakasi这个地方的火柴场都是雇佣9岁大的童工用手工去粘连火柴的。

柏林,1989

1989年11月10日,第一片区域的柏林墙被决心已定的群众推倒。

Anjar,印度,2001

当Anjar附近的村庄被地震袭击后,一个妇女在等待外援的到来。

在你工作过的地方中,哪里是最令人害怕的、最致命的?

这样的地方有很多。我知道我是个胆小鬼:我不想受伤,更不想死,任何说自己在战争的地方不害怕的人不是傻瓜就是骗子。

其中最恐怖的是在1994年的Zaire(刚果旧称),一个叫Goma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群越过国境线为了逃脱Rwanda(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一个无国界医生告诉我霍乱已经开始爆发。转天各地就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死尸。JamesNachtwey准确地描述这个场景为:“一部通往地狱的扶梯。”除了恐怖,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

你曾说过你的动力就是你的愤怒。是对那些杀人者的愤怒吗?还是很难有特定的人群目标?

这是个主观的范围。当我对某一个情况感到非常生气的时候,我通常会拍下最好的作品,但是我从来不会挑起争论。作为摄影师,人们无时无刻地在为你设置堡垒,相比于直接摧毁它们,倒不如沿着它走。

当然,看到非洲儿童的医疗环境如此之差的时候,或是看到小孩儿处于饥荒的时候,我还是感到生气,世界上有那么多钱,怎么还是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会有自己的立场。我不会和那些攻击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人合作。我认为他们是错的,他们没有权利那样做。

你同样拍摄政治家,报道了1997年Tony Blair的成功选举。这真是从战地摄影到选举摄影跨了一大步啊。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战地摄影师。我拍摄许多种事物。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偏见,那就是职业冲突。不管怎样,作为摄影师,我寻找的是有趣的人或是场景,我花了3个月待在Blair身边,还有GordonBrown。我曾经也拍摄过DavidCameron。我喜欢做墙上的一只苍蝇,以我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正确的。

其实我有很多时间来拍摄领导者。他们的行程是公开的,他们的每个决定都会被总结归纳。他们不得不试着找些时间过过自己的私人生活。

你最感到骄傲的作品是哪一张?

很难说,但我认为拍摄萨拉热窝围困时期是我摄影的高峰。那组照片如今依然在感动着世人,我为此感到骄傲。在伦敦奥运会期间,有超过225000人次在南岸的展览馆参观了我的一些作品,听到这些作品被讨论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没有人知道是我照了这些照片,因此我可以站在那里听一个母亲向她的孩子解释为什么照片上的孩子在忍受饥饿。听他们讨论我的作品会使我更坚持我所从事的工作,这不像照片出现在杂志上,你没有机会看着人们恰好翻到那一页。

未来有什么计划呢?

我感觉我看到的冲突、战争太多了,应该结束了,或许这样刚刚好。成为一名普通的摄影师、作家对我来说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吧。我依然在寻找有趣的拍摄题材。例如,我如今有一个项目,去寻找那些当柏林墙开放的时候,那时和我在一起的那些人。

萨拉热窝,1992

在SniperAlley事件中寻求庇护的塞尔维亚人,Tom被BosnianSerb武装力量射伤。

苏丹,1998

1998年,苏丹饥荒,一名Dinka人的母亲和她的孩子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食物救济站等待领取食物。

哥伦比亚,1996

1996年,哥伦比亚特殊武装力量摧毁了贩毒集团用于传送可卡因原料的着陆带,制毒实验室位于雨林中心。

更多信息:参想看更多Tom的摄影作品,尽在他的个人网站:www.tomstoddart.com

下面这个网站提供了更多来自展览馆的照片选择,以及采访视频,参观者的评论等。www.78perspective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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