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刘旭 图：周梅生、陆杰、秦小平 文：金黎黎
正值3月，
让人想起雷锋日记的一句话，
做一件好事不难，
难的是天天做好事。
这句话放在摄影领域同样贴切，
拍一处风景不难，
难的是天天拍同一处风景。
可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摄影家，
他们30年如一日，
将自己的生命献给正在坚持的摄影事业。
从深宫雅趣到世界文化遗产 梅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梅生便成为了故宫里的常客，和在里面工作的朋友王鲁桓每日交杯换盏，写诗作对，也是从那时起，他便把镜头对准了这座古老的紫禁城。
摄影路上的偶然与必然
每个人坚持做一件事，并获得成功一定都具有偶然和必然两方面的原因。我年轻时有一位一同学书法的师兄弟，叫王鲁桓，他在故宫里面工作，我便时常去找他，两个人坐在故宫里交杯换盏、写诗作对，畅谈这座古老紫禁城里的故事。大学毕业后，我便将摄影作为了自己的工作，这时候我的镜头也自然而然地对准了这座我经常进出的皇宫，王鲁桓为我的拍摄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我想他便是我摄影之路上的偶然原因。但能随便进出故宫这一机缘也不足以让我坚持拍摄30年，这其中还有着与我个人学养经历息息相关的必然因素。在将故宫作为我的最重要拍摄对象之前，我也曾经考虑并尝试着去拍摄北京的胡同文化，但在拍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个人对于民间建筑的热情与了解远远不及我对皇家建筑那样深入，于是拍摄北京胡同的计划功败垂成，故宫这一主题却不知不觉拍了30多年。
我与乾隆“面对面”
有人曾问我，是要有怎样的狂热，才能在故宫里一拍便是30多年？说来也怪，每次进入故宫，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我内心都会充满按下快门的冲动。甚至有一次我不由得神游起来。乾隆爷正在赏梅，回身看到了正在拍照的我，便转身相问：“何人在此喧哗？”我见惊了驾，慌忙跪奏：“小民梅生，偶来园中观雪，不巧惊扰圣驾，罪该万死！”乾隆爷听得此名，不觉惊异：“瑞雪红梅，新春吉兆，赐你一句：梅花与尔同日生。”我心中大喜，连忙放下相机，回了一句：“乾坤如君清且隆。”这如痴如梦的一幕我永生难忘。
为世界文化遗产写照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拿着相机在故宫里随意地拍照，到80年代初开始有意识地记录，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对于建筑和摄影都还没有完整的认识，这一切只是源于内心莫名的冲动。直到1985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故宫第一批入选世界遗产，我才突然有了对自己这个拍摄题材认识的提高。原来故宫代表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联合国几千名专家，工作了几十年，就梳理出几百项全人类几十万年在地球上留下的文化遗址，而故宫便是其中之一。这也使我开始有系列地、重点地对故宫展开拍摄。从故宫这一拍摄题材进一步延展开来，我开始拍摄更多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希望将我一贯提倡的摄影文献性、学术性和艺术性，在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大主题中更好地体现出来。
故宫摄影年鉴
30多年间，梅生在故宫拍下了大量照片，其中以彩色反转片为主，在他的书房里堆着很多本底片夹，打开每一本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20万张胶片解读城市社会学 陆杰
从上世纪80年代初，陆杰便拿起相机，每天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用尽自己的精力、体力和财力，记录这座城市的细微变迁，这一切要从一本《国家地理》杂志说起。
做中国的“安东尼奥”
我一直将自己称为“非典型”摄影师，小的时候最大的兴趣是美术、历史和地理，梦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摄影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文人手中的一支笔，诗人脑海中的一行字，不过是表达和记录内心想法的手段罢了。我用相机拍摄上海这座城市，主要是受到家中长辈的影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本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现里面的很多摄影师其实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用影像的手段展示着自己探索和研究的成果，这一发现对我启发极大，当时对城市社会学充满兴趣的我，便开始用相机拍摄上海这座我从小生长的城市。我拍摄上海的照片不是那种哪天天气好就出门拍拍的随意之举，而是有系统性、覆盖面广的专题拍摄，有点像拍纪录片，我希望能够避开政治因素和官方影响，用真实的视角记录上海这座城市的细微变化，就像当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用镜头记录中国的人生活的感觉。
不怕做事苦只怕没机会
我很少和别人讲起这30多年拍摄过程中吃过的苦，虽然为了拍摄我的手脚都断过，头也破过，有时候发高烧在车里一个人睡一宿都没有人知道，但这些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都不算什么，我不怕在做事的过程中吃苦，只怕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机会做。我除了在街上拍摄建筑和人们的生活，也希望能进入到家庭、工厂和各个部门拍摄，这一计划为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以前仪表局和无线电厂这样的单位都属于保密机关，别说拍摄，连进都进不去，我为此找了很多人帮助，才实现了自己的拍摄计划。
厚积薄发30年
起初我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人关注，但是我仍旧坚持着，从1997年开始我就买了车，每天开100多公里到处拍摄，我的钱几乎也都投入到了拍摄中。而且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前人的成功经验可供参考，我便只能自己慢慢摸索，但30年对于我来讲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到现在，我已经拍摄了超过20万张胶片，基于这个庞大的影像资料库，我在长宁区社区学院成立了陆杰城市影像工作室，未来还会成立城市影像馆。
上海摄影年鉴
陆杰从向家里的亲戚借相机拍摄，到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城市影像工作室，他用了30年时间，来证明他所做的这件事的巨大意义。
三十年的攀登终成“省略号” 秦小平
周登华山的习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拿起相机拍摄，而30年后，他默默地终止了这一专题，其中的缘由引人深思。
剩余精力投入摄影
我从小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喜欢钻研技术和学习新知识，生活在柴油机厂，我学会了柴油机的维修，很快成为了这方面的专才，但在企业中没有太多的施展空间，令我十分沮丧，我常常周末骑车跑到农村农场去免费修理柴油机。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本摄影方面的杂志，我想这是一个可以让我燃烧工作外剩余精力的极佳途径。而且我的工作单位就在华山脚下，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拍摄条件，更是让我热情高涨。起初的拍摄还比较随意，直到有一年除夕，我去逛新华书店，看到一本还没有上架的新书《卢施福黄山摄影选》，当时便爱不释手，感觉终于有了一本可以直接参考如何拍山的教材，但售货员说过完春节才能上架销售，我当时就赖在书店不走，费了好大劲才买到这本书。
被人晃点负伤山中
在拍摄华山的30年中，出过大大小小的很多意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下完雪，我想用我新买的林哈夫IV型大画幅相机再去拍一张雪后的下棋亭日出。由于设备沉重，我还特意问了与我同行的另外两个人是否同去，我担心拍完一个人上不来垂直角度超过90度的鹞子翻身。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从鹞子翻身向下走的时候，便手套一滑，连人带相机摔了下去，当时腰就不能动了，但我还坚持爬到拍摄点，完成了拍摄，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与我同行的两个人根本没有下来，而是跑到其他地方去拍摄了。原地等待救援并不现实，我只能卯足全身的力气，咬着牙往上爬，用个人坚定的意志支撑着自己回到饭店，然后便径直下山了。
将最美华山留在心中
拍摄华山我经历了几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拍摄彩色反转片多一些，后来受到台湾摄影家庄明景的影响，开始大量拍摄黑白作品。但从2006年开始，我便感觉到了华山的明显变化，由于旅游过度开发，山上的很多松树都死掉了，我还专门拍摄过一组死去的松树，并将之前拍摄到的这些树活着时的影像找出来，举办了一次影展，这次影展的布置方式也很特别，都是两张照片一组，展示着华山上生态系统被破坏前后的鲜明对比。我希望通过影像的力量来呼吁大家保护好在这座山上生长了几百年的生命，但后来发现结果并不如我所想，于是我只能选择缄默，在我拍摄了30多年后，为这一专题画上省略号。
华山拍摄年鉴
30多年间，秦小平登上华山140余次，这挑战的不仅仅是他的摄影热情，更是体力与毅力的考验，而每一次攀登背后都满是故事。
via Foto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