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舒柳

吃烤鸭,住涉外饭店,游长城和十三陵,看歌舞表演,到模范公社参观,观摩针灸麻醉手术,和工人代表座谈,当然还有既离不开又甩不掉的翻译……从1950年代开始,这套标准的接待外宾流程就已经产生,流程中的每一位同志都熟练、有礼貌又意志坚定地应对外宾的种种要求,一切都井然有序。到了1970年代,这套标准流程已经被执行得滴水不漏了,所以1974年,罗兰·巴特才会在中国之旅中倍感无聊。1971年,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于格·瓦萨尔(Hugues Vassal)在经过一番软磨硬泡之后,终于拿到了去中国的签证。不出所料,中国为他准备了“标准流程”,而他则孤身一人,也没有任何官方邀请下的优待。但是当时他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江湖经验。

Img405647720
瓦萨尔拍了一张胜利油田的女工拿着步枪的照片,那张照片是1974年拍的,尽管是摆拍,在他看来,照片里人的神态已经相当松弛了。 (瓦萨尔/图)

1960年代初,于格·瓦萨尔在法国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他先是大明星艾迪特·皮雅芙(Edith Piaf) 的私人摄影师,又和摇滚歌星强尼·哈力戴(Johnny Hallyday)称兄道弟。到了1966年,他已经得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是著名摄影师,开跑车、住豪宅,身边美女环绕。关键是,那年他才30岁。然而,他很快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伴随着与几位朋友共同创办伽玛(Gamma)图片社,瓦萨尔的视野也发生了转移:伊朗的末代王朝、南非的种族隔离,中国成了他必然的选择。所以在1971年,当他第一次踏足中国的时候,之前15年的职业经验—从巴黎的娱乐圈到南非的贫民窟,从艾迪特·皮雅芙到伊朗国王巴列维,这些经历自然而然地汇聚成一股洞悉人性的观察力,帮助他透过“标准流程”发现真实的痕迹。

四十多年后的一个下午,笔者在巴黎见到了于格·瓦萨尔。他刚刚参加完一场纪念艾迪特·皮雅芙的活动,他递过来的名片上也印有皮雅芙的照片,而他的中国经历已很少被人提及。

mp445651_1414726863404_2
于格·瓦萨尔和几个朋友创办伽玛图片社,1970年代五次到中国,在大街上见什么拍什么,渐渐地他的照片具有了史料价值。 (Solene Vassal/图)

被砍脚趾的“资本主义”记者

我1971年到1976年之间,一共去过中国五次……还是六次?是五次!第一次是1971年;1972年陪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去过;1973年陪蓬皮杜总统去;第四次是1974年或者1975年,我有点忘了;1976年最后一次是我自己去的。1971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正好和美国乒乓球队一同抵达,尼克松访华是第二年的事。我们都是先到香港,然后从深圳过一座桥进入中国大陆。我记得,还在桥上的时候就听到前面高音喇叭放的革命歌曲。然后我们在深圳分开了,美国乒乓队北上去了北京,我去了广州拍广交会。我是新闻摄影师,他们可能不太愿意让我去北京。1971年的时候北京应该还没有西方记者,反正我只知道有一个南斯拉夫记者,南斯拉夫和中国是盟友嘛。可我就不一样了,虽然我是左派,但也是资本主义阵营里的左派。

我记得他们带我去一个体育馆看表演,体育馆里人山人海,有好几千人。我的向导怕我的出现会引起全场骚乱,因为就我一个西方人嘛,所以我们只能等到表演开始,灯熄灭以后再悄悄进场。我不是从正门进场的,他们让我从侧门进,就我和我的翻译,两个保镖没有跟进去。对,我在中国访问全程都有两个保镖远远地跟着,不知道是警察还是官员,反正是两个大高个。话说回来,我们进场以后,还是被人发现了,大概有人看到了我的长鼻子。一开始只是几个人,很快全场所有的人都盯着我的长鼻子看,没人关心台上的演员在唱什么了,观众们都开始窃窃私语。当时我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古罗马的斗兽场,自己就是角斗士,观众的一个手势就能决定我的命运:大拇指朝上是生,大拇指朝下就是死!我被自己的想象吓出一身冷汗。

那个南斯拉夫记者,1970年去北京采访的时候就遭遇了一桩非常可怕的事。他在北京街头被游行的队伍堵截,人们看到他穿着非常时髦的意大利式的尖头皮鞋……然后他的脚趾就被人砍下来了!用镰刀砍的!我跟你说的可是真人真事!他就比我早一年到中国,明明是个南斯拉夫人,但也被人当成是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人了。所以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的,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人已经在中国了,如果此刻法国和中国的关系突然恶化,我会不会被当成特务被抓起来?我甚至打定了主意,如果被抓的话我一定什么都招!他们说什么我都同意!

那会儿的中国艺术潮流是所谓革命艺术,比如当时的戏剧,都是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什么的。戏里的人物都是千篇一律的:地主是坏人,有钱人是坏人;戏里的女性角色、革命青年都是好人;另外还有受苦受难的百姓……当时我买了四尊陶瓷人像,就是这些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有坏人,有好人,有革命者,有受难者。我把这些人像装在一个大盒子里,打算带回法国。就在我离开中国的最后两天里,我的向导和翻译对我展开了一场密集的心理攻势,他们总是对我说:“瓦萨尔先生,您拍了那么多照片,到了海关会有问题吧,照片可能会被扣下来……”他们老说老说,搞得我紧张得要命!尤其是我在广东坐火车去香港机场的时候,火车站的高音喇叭一直在放革命歌曲,我心里那叫一个七上八下。我身上挂着一堆相机,随身带着五千张照片和四个陶瓷人,一路上还在担心照片会不会被海关没收。等火车到了深圳,我又累又紧张,下火车的时候居然下错了方向,我没有下到站台上,而是下到了反方向的铁道上,我那几个宝贝陶瓷人就这样被摔碎了!

我看到中国大街上的“晚祷”

他们带我去看农村的赤脚医生,我就拍赤脚医生;他们带我去南京的医院看针灸麻醉的手术,我就拍手术。那些病人在手术的全过程中都是清醒的,只是局部针灸麻醉而已,等手术完成,他们还会喊一句“毛主席万岁”。我带了很多照片回法国,有人说我是在给中国官方做宣传,还有人以为我是共产党员。当然不排除一部分照片是事先“彩排”过的结果,某个中国官员可能会说,明天会有一个白人来拍你们,你们要这样做,不要那么做。他们安排我去参观的公社也可能比普通的公社更加富足、整洁。记得有一次,他们带我去人民公社看一群人上课,所有人都恭恭敬敬地听一位官员讲课,官员手里拿着一根长教鞭,指着黑板。黑板上有一只苍蝇,这堂课的内容竟然是如何灭蝇!

我更多的时候是在大街上随手拍,街上的男女老少不可能全都是群众演员吧。无论三岁小孩还是八十岁老翁,人手一本红宝书是我亲眼所见。很多人围坐在一起看红宝书的场景让我想起米勒的一幅画,叫《晚祷》,画的是一对农民在祈祷。我在中国大街上看到的就是人们对毛的“晚祷”,他们都停下手中的活儿,虔诚地阅读毛主席语录。

我特别喜欢拍年轻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以明显地发现他们的变化。1971年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大都装得很高兴,笑容也显得很假。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表情都相当严肃,拿着红宝书的时候尤其如此。第二年再去的时候就已经不太一样了,我觉得他们的面部肌肉放松一点了,更有光彩了,面对镜头的时候也更加自然。我有一张胜利油田的女工拿着步枪的照片,那张照片是1974年拍的,尽管是摆拍,照片里人的神态已经相当松弛了。

整个1970年代,我每隔一两年就会去一次中国,每次去都会发现新事物,第一次去是自行车,第二次去是缝纫机,第三次去是半导体收音机。1971年,我刚到广东就感受到革命的变化,那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当时没有拍下来真是非常可惜,是我作为摄影记者的一大失误!以前法国和意大利的旅馆房间里都摆放着基督像,中国的旅馆里挂着毛泽东的头像,像一枚奖牌一样钉在床头。广东旅馆里我的床头原本也有毛泽东像,不过已经被人揭走了,只留下一个铜锈的痕迹,但是毛泽东头像的轮廓依然非常清晰。这个痕迹多有象征意义啊,它象征着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至少最暴力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尽管马路上的人还是继续跳忠字舞、继续读毛主席语录。

1971年我看到很多人在学习使用步枪,小朋友也不例外,只不过他们不用真的子弹而用软木塞。大一点的孩子学习使用飞镖,成人就可以真枪实弹地训练了。1970年代初的热水瓶还是革命主题的热水瓶,后来的瓶身越来越花哨,颜色也越来越鲜艳。还比如,1971年我看到的是全民对毛的崇拜,满大街的人都手拿红宝书;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也拿着。谢幕的时候,舞台背景中央就会出现毛主席的投影,然后所有的演员都向主席致敬。其实英国以前也是这样,差不多二十年里,电影院里每当放映结束的时候,银幕上就会出现女王的头像,还要奏国歌。1971年的时候中国女孩子只穿灰色的衣服、留统一的短发,毫无女人味可言!1976、1977年再去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女人们开始去理发店烫卷发了!我记得1973年蓬皮杜从上海坐飞机去北京,中方在机场安排了一场隆重的欢送会,有仪仗队、乐队,还有一群跳民族舞的小姑娘。其他的记者都忙着跟拍蓬皮杜,而我则把镜头对准了其中的一个小舞蹈演员,她也刚好看到我。你猜她怎么着?她对着我的镜头卖萌,正好让我拍下来!等我拍完照片,她还得意地朝其他的伙伴们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记忆犹新,我1975、1976年又去了一次中国,有一天,我和我的翻译在南京街头采访,我一边走一边拍照、记笔记,我的翻译—她大概三十多岁吧—突然在马路上与一位朋友偶遇。看得出来,她们两个都很激动,在一起又搂又抱的,我觉得她们应该是好久没见的老朋友了,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两人断了联系。我的直觉这样告诉我,皮雅芙式的直觉!我的翻译不是个年轻人了,应该是中国外交部派来的官员,既帮我做翻译,也负责盯着我,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话说回来,她和这位老朋友在街头偶遇,自然很想一起叙叙旧,可惜她有任务在身,必须得时时刻刻陪着我。每次我回旅馆,她都得送我送到房间门口才行,就差送我上床睡觉了!真可谓贴身服务。我知道我的翻译非常想和她的老朋友聚一聚,所以我做了一件一般记者不会做的事情,我对她说:“女士,我可以向你保证,等我回到旅馆,我一定乖乖地吃饭,然后乖乖地回房间睡觉,绝对不会捣乱!你可以放心地和你的朋友见面!”她真的去了,去和那位朋友会面。

当时的中国人,哪一个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呢?就算他本人没有受到影响,他总有一两个家人是受到影响的。这一点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是经历过二战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我7岁,战争结束我12岁,整场战争期间我几乎没有见过我的母亲。1944年7月的某一天,我在学校的花园里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于格,你好吗?”我回头看见一位中年妇女,我回答:“您好,女士。” 她对我说:“你不认得我了?我是妈妈。”虽然“文革”不是一场战争,但是人们的恐惧、与亲朋好友分别的滋味,我都能感觉到。

不是配合宣传,我只是装傻

我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我对那会儿中国的领导人是充满敬意的,就像我对戴高乐的敬仰之情。我不是说自己对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多认同,而是从人格魅力的角度对他们表示敬佩。长征不是一般人能够组织的,要管理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是不容易的。能亲眼见到周恩来、邓小平,能拍下他们,我是非常荣幸的。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也犯下过错,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都是非凡之人,有魄力,有魅力。我在法国驻华使馆见到周恩来,我试图捕捉他的目光。他注视我的目光和当年艾迪特·皮雅芙的目光是一样的。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我很难过。

蓬皮杜访华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所以1973年的中国之行对他来说是非常辛苦的。参观长城和故宫的时候,他只能慢慢地踱着小步,时不时停下来休息一下。我记得,他从上海坐飞机去北京的时候,就是我给跳舞的小姑娘拍照那次,我想给蓬皮杜拍一张照片,表现他转过身来面对我,然后挥手和上海说再见,所以我就对着他喊了一句“总统先生”,希望他能转过身来让我拍照。其实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要拍一张总统病怏怏的照片,可是他一直被自己的疾病折磨,也一直试图掩饰自己的病态。我根本没有想到,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我说:“还想骗我?”他以为我想抓拍他的病容,他这样的反应让我非常意外,我也为他感到难过。

蓬皮杜访华期间,有一天法国驻华使馆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晚宴,本来记者是不让进的,我们当然还是进去了。使馆的人被我们这帮野蛮人吓坏了,因为我们一百来号人争先恐后地冲了进去,还把整场宴会洗劫一空,连香槟都带走了。后来使馆的人就有经验了,他们再举行宴会的时候,我们记者都被邀请了,进去以后才发现,使馆专门为我们安装了高达1.8米的栏杆,照片都不能好好拍!

我一辈子拍了无数人像,有两点经验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光线,一个就是眼神。2004年,教宗保罗二世去世前六个月,我专门去了一趟鲁尔德(Lourdes),就为拍老教宗。但是我不想拍一个衰老、垂死的教宗,我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教宗。很多摄影师拍照的习惯是不停地按快门,然后从一大堆照片里精挑细选出几张像样的。我不一样,我半分钟里只拍了四张教宗的照片,但是我拍到了教宗注视我的瞬间,我要的是拍摄者与被拍者之间互动的效果。

有人说我在中国拍的照片是为了配合当时中国官方的宣传,其实我只是装傻而已。他们带我去看什么,我就拍什么,尽量配合,一点也不挑衅。但我并不认为我带回来的是所谓官方宣传照,真实就在这些照片里面。不过真要说弄虚作假,倒还真有一回。1971年的一天早上,我看到大街上中国老百姓都在做操,所有人一边唱歌一边做操,做完再去上班。就像后来纪念毛泽东游长江周年的时候,人们都下河游泳,一边游泳一边喊“毛主席万岁”,游泳的动作都是有节奏的,像在跳舞。他们做操的时候也一样,高音喇叭里面放音乐和口令,大家就在马路上做操,我没有把当时的盛况拍下来,觉得非常懊恼。第二年我再去中国的时候,这种群众做操的场面就已经看不到了。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和我的向导和翻译谈到这件事,我说自己挺后悔的,去年没有拍下来,今年再来就已经没有了。我当时也就是随便说说,他们听了也没说什么。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我的翻译来敲我的门:“瓦萨尔先生,街上有人在做操!”

他们竟然动员了一整条街上所有的人,让大家一大清早上街做操,就为了能让我能拍几张照片!那是在上海或者苏州,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整整一条街的人啊!反正这些群众演员都恨透我了,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愤怒!这次的确是在演戏,演给我看、给我拍。

via 南方周末

0评论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
*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