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于是我不断的截取那些隐秘的、虚妄的、滚烫的、卑鄙的瞬间与局部,它们来自别人曝光的生活,却也映射我自己的内心,那些所有的细节被冰冷的封存在记忆里,放大、交织,等待一场肆意的狂欢与盛宴。
——董钧 《If the youth is not just a f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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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 《时装》:聚焦中国最年轻的艺术家专题 访谈的节选)

你的作品的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那里?(你身边的生活?电影?书?)比如哪个系列的作品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董钧:我的作品没有空穴来风,更多的是从身边的小事儿、破事儿入手,他们来自我的生活,我生活的土地。前段时间看了彭浩翔的新电影《破事儿》,发现他能将自己的经历或者朋友的经历很坦然的变成自己的电影,而且很打动人。他说,“其实只要张力,几个人就可以,如果没有张力,撞500辆车都没用。”我觉得说的很好,“大片”不等于大而华丽的场面。我想最简单的图式,但核的东西是最干的,他可以让你泪流满面。这个社会缺乏的是耐心和安静,一切都太惟利是图。《一小时快相》中的摄影师在路边的旧货摊上看着泛黄的老相片,“虽然我们并不知道那照片上的那一男一女是谁,可是却能看出他们是曾经是多么的相爱……”历史的缺席就必定昭示着我们的在场,这种遗憾不免伤感,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是在为时间造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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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作品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或者一个共同的向观者传达的思想?(大的方向就可以)

董钧:新现实主义。我希望我们重新回到现实中,特别是我生活的西安,这是座太过厚重和保守的城,他们过分的关心死去的人和曾经的辉煌成就,陶醉于昔日的盛世时光中,要恢复雄风。但我想我要做的是记录下这正在发生的故事和这其中的芸芸众生,因为他太复杂了,什么东西都搅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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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写实的风格和农村题材你以后的创作路线会尝试其他题材或表现形式吗?(比如达达摄影,超现实,波谱……)

董钧:首先我要纠正一下,我的纪录片是写实的,而图片是观念的,《模特》并不是什么“农村题材”,更不是什么证件照、像油画之类的简单判断。我关注的是“人”本身,人与人对立的二元关系,在多元化与经济腾飞的今天,我们甚至丧失了去注视一个陌生人的勇气,《模特》里的人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们所有的人,这个话语是国际的。判断一个作品更多的应该是从他的关注点和他的学术价值出发,而并非敷衍了事的仅从外部形象上粗略的评价,要评论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一定要追寻和认真思考他的创作脉络。我不会刻意的排斥某种形式或者题材,但条件是他必须是我要表达和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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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件事影响了你从而形成了现在创作风格?

董钧:一个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想要后天有多大的改变是很难的。我的性格是敏感而分裂的,有严重的悲观主义成分。我看到路宁的书《寻常》,被里面的黑白的画面打动着,那一幅幅画面和短短长长的文字,都带着主人的温度。我想,每个人生命的终极意义可能也就是让自己找到活着的理由。总的来说,我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记得小的时候,每天都在思考死亡,到了初中,大概一个月想一次,再到了附中那阵子,就是一年想一次。我记得当时有段时间老掉头发,而且整晚整晚的睡不着,眼睛睁着到天亮,吃安眠药也无济于事。后来我妈带着去看医生,说这样也不是个事,不睡觉还能行。过段时间就自己好了,吃什么药也没用。在上大学时,也有过一次,那是因为什么自己也记不得了。其实不是害怕死亡,而是觉得生命好象没有了意义,所有有关的哀伤会一股脑地涌到心里,堵的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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