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B,即Henri.Cartier.Bresson 亨利.卡蒂尔.布列松,世界上最知名的摄影家之一。围绕着“HCB”的名词有:玛格南、纪实摄影、街头摄影、决定性瞬间、大师、绘画…… 他被无数人奉为偶像,其摄影理念与作品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摄影人。但,你对布列松到底了解多少呢?为此,我们转载了摄影札记中的“HCB”系列文章,作者为台湾新闻学人Aura,博客(需代理)。在这系列中,你将前所未有地与这位殿堂级的摄影大师“亲密接触”。

不参与、不干预,这就是布列松看世界的方法。

布列松讨厌卖弄技巧,在摄影上尤其如此,他认为生命本身已经够有趣了,不必再故做惊人之举。他赞成任其自然,而决定性的瞬间,与其说是一种技术,不如说是一种“观世之道”。

那么,这种观世之道又是如何呢?

我们可以发现,布列松本人也是采取现象学式的观察方法,那就是“As the thing the way it is”,还原事物本身应有的样貌。用事物本来的面貌,去诉说事物本身,所以,大家的评论才会是“真实”两字。

已在前文提过,比起何时按下快门,按下快门前的思考与观察,才是重要的。在“决定性瞬间”发挥作用之前,必须要有完整而详尽的观察,如此才能拍出让当地人感觉“真实”的照片。这说起来很容易,只需观察即可,但一名外来者在短时间内能拍出让当地人感受到真实的相片,这又有多难?

布列松作品

若有摄影基础的读者诸君,不妨试试便知。但思考与观察,又干“决定性瞬间”何事呢?这是在书写过程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这乍看之下是没有关系的,但只有对“决定性瞬间”存而不察者,才会问这类问题。

我们重新审视“决定性瞬间”这个句子。瞬间,自然是指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可以说是技术上的选择。但“决定性”这个词,就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考。这怎么说呢?因为若不是对事件整体的来龙去脉与因果关系做通盘式的瞭解,不对现场状况做个完整而透彻的观察,你又如何能得知哪个时刻才是“决定性”的时刻呢?

另外来看,非决定性的瞬间,就是拍摄人为的布局,或是导演现场,这就不是“决定性瞬间”。因为它不自然。捕捉自然发生的镜头,是布列松另一个坚持的想法。他反导演现场与反卖弄摄影技术,这是应与他摄影哲学并置的,因为他是摄影记者,使命就是冷静地由外部观察这个世界,所以他曾说过:“对于事件,你永远是局外人”。不参与、不干预,这就是布列松看世界的方法。也就因此,他才能捕捉到自然,对他来说,能捕捉到自然的存在,那就够了。

这里我们知道,对他来说,“决定性瞬间”,其实是一种存在,一种在自然界中巨大的存在。只有心思细密的观察家,才可以发现与捕捉这一刻。但人为的布局与导演,早已偏离了自然的轨道,所以,不管构图再怎么精良,控光再怎么准确,那都不是“决定性瞬间”。

所以他说:“相机只是一种素描世界的工具。”身为一位摄影记者,他做的是深刻了解事件脉络,精确掌握现场状况,经由这种思绪与观察,布列松才能判断何者是、何者不是“决定性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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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05.09,Henri Cartier Bresson,苏维埃广场。
1973.05.09,Henri Cartier Bresson,苏维埃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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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松其人》中曾提到,布列松是第一位进入共产俄国的西方摄影记者,尽管本文所选的相片并非他初次入俄时所摄之相片,但却是他退休前最后一次境外新闻摄影。

布列松在东西冷战时期能进入“铁幕”,在新中国锁国时期能进入红色大地,不只是因为他的名气、实力,更兼有布列松的亲共立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没想过,你会因为这种事而惊讶,就代表你不了解这位作者,如果不了解,有可能了解他所提出的概念吗?还是你了解的“理论”只是二三流的转述、只是不学无术的网站编辑胡言乱语、只是满手镜皇满嘴修图的摄影大大梦呓,或是自己望文生义的解释?

回头看看布列松,他出生于法国相当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但他自幼就不愿与父亲一起行商,对天主教也不甚满意。

虽然他从未加入共产党,但他的思想与当时左倾的知识份子是一致的。

20世纪的30年代,面对当时扑天盖地弥漫欧洲的法西斯威胁,年轻的布列松说:“希特勒并非与我们无关!”并加入了当时的革命作家组织,此时他协助了让.雷诺拍摄《生活是我们的》,而这部片只有让.雷诺与布列松是以“协助者”身份拍摄,其他的主要工作人员、演员都是共产党员。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德国纳粹主义与义大利法西斯主义合某的态势益发明显,对此危机布列松并未置身事外。1937年,布列松以导演身份开拍了《生命的胜利》[2],布列松以画面描述了左翼共和党对医疗、卫生与饮食所做的努力,尽管本片充满说教意味,但布列松以高度的艺术技巧让人有继续观赏的动力。

“我们都是左派,这无所羞耻,亦无可炫耀。”

他的左倾立场、反法西斯、反纳粹与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厌恶对欣赏者而言亦非“与我们无关”。他对既有体制与主流的反抗,不只从他的相片看出,更可从他选择当时被认为是烂相机的“徕卡”中了解到。

自墨西哥返国后,布列松替共产主义者报纸《今夜》与杂志《目光》发稿,直到他参战。战后,他在中国亲眼目睹中国国民党贪腐政权的崩溃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胜利。在这过程中,国民党治下的经济灾难[3]与国民党军队逃亡的败象都透过他的镜头,告诉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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