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对批评他博客的人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你喜欢看，很好，谢谢。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再见吧。”然而事实是，成为他粉丝心目中的”镜像”可能正是韩寒最大的优势。中国最大胆的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常常由于过于张扬的特立独行而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而韩寒却胜在他表现得犹如普通人。这能让他的粉丝与他产生共鸣，从而使他拥护的那些原则都显得平易近人。他作为当代中国蠢蠢欲动的典型年轻人之一，经历过了各种微小的成功和糗事，并因此或雄心勃勃，或玩世不恭。正是这一点都让他变得非常强大。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关心政治，这不光是因为基本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也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政治的可怕与绝望。韩寒写的东西并没有给中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带来变革，也没有影响上层决策者，但他却是一个推动怀疑精神的有效广告。
今天春天，当韩寒的粉丝们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起他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说那种感觉正如醍醐灌顶——”就好象有人给无动于衷的我们打了一剂肾上腺素”，一位中国的博客用户最近这样写道。在赛车场上，一小群精力旺盛的粉丝在赛道边等待着希望能看上韩寒一眼。这群人中有来自安徽的魏斐然，一位头发像刺猬一样竖起来的19岁小伙子。由于满心期待，他整个人看着就像是要飞起来了一样。魏斐然在他高一的时候读到了《三重门》，并被这本书深深打动了。他从韩寒创办杂志的想法中得到灵感，也与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准备在长沙创办一份杂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真的非常想（把这份杂志）做好，”魏斐然说，”我们现在就是靠自己动手，没有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人赞助我们。”他们想在创刊号中采访韩寒。所以魏斐然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来找他。
有一段时间，魏斐然还帮着维护了一个韩寒粉丝的网站，这个网站专门收集韩寒的博客文章和评论。”后来宁夏的网监处强迫我们关站，”魏斐然说，”我们网站上有韩寒写的所有帖子，网监处的人说那些内容太敏感了。”旁边一个穿着橘红色毛衣的腼腆女孩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也跑过来插话说：”韩寒代表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他代表了所有我们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
韩寒说他还没有被请去喝过茶。在他办杂志的事情上，这种接触是间接的：政府机构去找他的出版商或者他的博客运营商。他举了个例子说：”我有一次接到一个警方人员打来的电话，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必须删除你博客里的一篇文章。’我问，’哪一篇？”你两年前写的一篇，有关某市市长在全市范围内杀狗的事情。'”韩寒估计，他的那篇文章让某地的某人难堪了。他说：”当年，那个人对此鞭长莫及，但是现在他可以做到了。”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中国千变万化的政治生活中到底能走多远，就好像于黑夜里在退了潮的沙滩上划线，因为政治形势一直都在不断变化。韩寒的言行一向保持在安全线内。他从未把他激进的思想从网络上带到街头， 并且他也反对过早进行多党选举。他说： “反正他们最后会赢，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可以收买其他人。（我们要）让文化更具活力，让媒体更开放。”局外人常常把对开放的诉求错当成对民主的诉求，但是这种区别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局面是至关重要的。韩寒也清楚他苦心经营的独树一帜不能走太远。”如果他们不高兴，你就倒霉了。”他说。
在他的杂志被封杀之后，韩寒花了数月时间来考虑他的下一个投资项目。他的出版商路金波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想让他做一些科学教育期刊，比如里面的话题可以是’恐龙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人是怎么感冒的？'”这实在很难想象。韩寒还依稀谈到涉足电影。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地下》，这是一部由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的战争史诗片。而韩寒想拍一部沿袭《地下》那种黑色讽刺风格的作品。
安静下来后，他也承认在自己狂乱的创业模式下，有着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害怕着什么，不是怕政府，而是怕自己能拿出来的太少了，”他说。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做得更多：创作更多作品，赢得更多比赛。”他最近允许自己在一个领域慢了下来，那就是他的小说创作。他最新的一部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更专注，更富有激情。这部小说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过去，他笔下的人物都强调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是光荣的，而他最近的小说主人公——一个上路去接他狱中朋友出狱的人——却满怀钦佩地讲述着”热血之人”是如何散发着激情，而且从来不逃避责任的。”我希望我能成为其中一员，”书中的主人公说。韩寒承认这种风格的变化。”在过去的书里，我总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对每一页都爱不释手，为每个笑话发笑，对每一个细节都印象深刻，”他说，”那些我已经做够了。现在我要写真正的小说。”二十好几的他现在已经不再像青少年一样装腔作势了。尽管他依然津津乐道自己的风流，但他却对当父亲这件事相当严肃。四月份的一场赛车之前，当别人问起他的女儿时，他这样说到：”我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类的使命。哪怕是我知道我会死在今天的赛道上，我也感觉毫无压力了。”
